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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就我一人。看在天主的分上。”他们又在围墙后面说了几句。接着那声音说:“听着,法西斯。”

  “我不是法西斯,”安德烈斯喊道,“我是巴勃罗游击队队员,我来给总参谋部送信。”

  “他疯了,”他听到有人在说,“扔个手雷。”

  “听着,”安德烈斯说,“就我一人。光杆儿一个。我他妈的就是一个人,别疑神疑鬼啦。让我过去吧。”

  “他说话像个基督徒。”他听到有人笑着说。接着另外有人说:“还是给他扔个手雷得了。”

  “别,”安德烈斯喊道,“那就完了。是紧急事情,放我过去吧。”

  他一直不喜欢出入火线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盘问得宽些,但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

  “只有你一个人?”那声音又朝下面喊道。

  “我操他妈的,”安德烈斯喊道,“我得跟你们说多少回啊?”

  “要一个人,就站起来,举枪过头。”

  安德烈斯站起来,双手握着卡宾枪,举过了头顶。

  “现在从铁丝网里钻进来。我们用机枪对着你呢。”那声音喊道。

  安德烈斯进入第一道之字形铁丝网。“我得用手拨铁丝网啊。”他喊道。

  “手别放下。”那声音命令道。

  “我被铁丝网钩住了。”安德烈斯大声说。

  “还是简单点,给他扔个手雷得了。”有一个声音说。

  “让他把枪背着。”另一个声音说,“他举着双手是没法钻铁丝网的。要讲点理嘛。”

  “法西斯分子全是一路货,”另一个声音说,“登鼻子上脸。”

  “听着,”安德烈斯喊道,“我不是法西斯,是巴勃罗的游击队员。我们杀掉的法西斯比伤寒麻疹弄死的还多。”

  “我从来没听说过巴勃罗的游击队,”那人说,他显然是这个据点的长官,“也没听说过什么彼得、保罗和别的什么圣徒和门徒。也没听说过他们的游击队。把枪背在肩上,用手钻铁丝网。”

  “快钻,别等我们向你扫射。”另一个叫着。

  “你们真不够朋友。”安德烈斯说。他费力地钻着铁丝网。

  “朋友?”有人对他喊道,“这是打仗,伙计。”

  “有点打仗的意思了。”安德烈斯说。

  “他说什么?”

  安德烈斯又听到咔嗒一声拉枪栓的声音。

  “没什么,”他喊道,“我没说什么。别开枪,让我从他妈的铁丝网里钻进去。”

  “不许骂我们的铁丝网,”有人叫道,“再骂,我们给你来个手雷。”

  “我是想说,多好的铁丝网啊,”安德烈斯喊道,“多漂亮的铁丝网。好比天主掉在茅坑里啦。多可爱的铁丝网啊。我快过去了,弟兄们。”

  “给他扔个手雷,”他听到有个声音说,“我跟你说,对付这种鬼把戏,这是最爽快的办法。”

  “弟兄们,”安德烈斯说,他大汗淋漓,知道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随时都能扔出来一个,“我不算什么。”

  “这我相信。”鼓动扔手雷的人说。

  “你说对了,”安德烈斯说,他正在小心翼翼地钻第三重铁丝网,离围墙很近了,“我什么也不是,可是这事情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事了。”鼓动扔手雷的人说。“你觉得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挑衅地问。

  “没有,伙计,”安德烈斯说,松了口气,他知道他面前的是帮狂热分子,那些佩戴红黑围巾的家伙,“自由万岁!”

  “伊比利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万岁,全国劳工联合会万岁,”他们从围墙上大声呼应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自由万岁。”

  “咱们大伙儿万岁。”安德烈斯喊道。

  “他是咱们一伙儿的,”鼓动扔手雷的人说,“幸亏我没用这东西炸飞他。”

  他看看手里的手榴弹,又看看安德烈斯,安德烈斯翻过围墙,他深受感动。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双臂搂住他,手里仍握着手榴弹,他拥抱安德烈斯的时候,手榴弹就搭在安德烈斯的肩胛骨上。他亲吻安德烈斯的两颊。

  “还好你没有出事,兄弟。”他说,“还好还好。”

  “你们的长官在哪儿?”安德烈斯问。

  “这里归我指挥,”有一个人说,“给我看你的证件。”

  他把证件拿进掩体,借着烛光看。一小方折迭起来的印着共和国国旗的绸布,中央盖着军事情报部的公章。一张罗伯特·乔丹用笔记本上的纸写的列着他姓名、年龄、身高、出生地点和任务的安全通行证,上面盖着军事情报部的橡皮图章,和一份给戈尔茨的急件,一共四张折好的纸,用一根绳子扎好,用火漆封着,火漆上打上安全军事情报部橡皮图章木柄顶端的金属章。

  “这个我见过,”这个据点的长官说,把那块绸子还给他,“这个你们都有,我知道。不过有了它还说明不了问题,还得有这个。”他拿起通行证,又看了一遍。“你的出生地在哪儿?”

  “维利亚康纳霍斯。”安德烈斯说。

  “那儿有什么庄稼?”

  “甜瓜,”安德烈斯说,“那是世界闻名的。”

  “你认识那儿的什么人?”

  “问这个干什么?你是那儿的人吗?”

  “不是。不过我到过那儿。我是阿兰胡埃斯的。”

  [①阿兰胡埃斯在马德里正南,位于肥沃的平原上,盛产水果蔬菜,供应马德里市场。]

  “那儿的人问我哪个都行。”

  “讲讲何塞·林贡的模样吧。”

  “开酒店的那个吗?”

  “当然了。”

  “光头,挺个大肚子,斜眼。”

  “行了,”那人说着,把证件还给他,“可你在他们那边干什么?”

  “革命前我父亲在维利亚卡斯丁定居下来。”安德烈斯说,“那地方在山脉另一边的平原。革命突然爆发,我们就在那儿跟着巴勃罗他们打仗,不过,我很着急啊,伙计,得送那份急件。”

  “法西斯占领区什么情况?”那军官问。他不着急。

  “我们今天很热闹,”安德烈斯骄傲地说,“今天公路上热闹了一整天。他们把‘聋子’一伙干掉了。”

  “‘聋子’是谁?”对方轻蔑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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