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73)_法捷耶夫

七三

　　她叫道：

　　“鲍尔卡！”

　　他一下子听出是她的声音，就跑到她和谢尔格跟前，马上滔滔不断地讲起来，使人无法叫他住嘴。

　　“跟你一块的是些什么人？”刘勃卡问。

　　“是我们印刷所里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当然！”刘勃卡说。

　　他们立刻就认识了，刘勃卡要把大伙都拖去逛列宁大街。可是谢尔格说他不能去。刘勃卡以为他生气了，为了煞煞他的骄气，她故意挽住鲍尔卡·杜宾斯基的胳臂，四条腿歪歪斜斜地一同跑出公园，只见她的衣服在树丛里一闪而过。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她在宿舍里没有看到谢尔格。上课、午餐、晚餐的时候他都没有来。要打听他到哪里去了一定也是白搭。

　　当然，她完全没有想到昨天在市立公园里的一幕——“想它干什么！”但是到晚上她突然想起家来，想起了父母，她觉得她永远看不到他们了。她静静地躺在宿舍里的床上，和她同屋的还有五个女同学。她们都睡了。灯火管制用的黑窗幔已经拉开，月光如水，汹涌澎湃地闯进最近的开着的窗户，刘勃卡感到无限忧伤。

　　可是第二天，谢尔格就永远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仿佛压根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七月六日，训练班主任把刘勃卡唤去，告诉她前线战事不利，训练班要撤退，刘勃卡要留下由州游击队司令部指挥；让她先回到克拉斯诺顿家里去待命。如果德国人来了，她的行动应该不要引起怀疑。另外还给了她一个在石滩城的地址，她在离开之前应该到那边去认识一下女主人。

　　刘勃卡到石滩城去了一次，认识了女主人。然后她理好自己的手提箱，到最近的十字路口去“表决”①，第一辆要路过克拉斯诺顿的卡车就载走了这个大胆的、浅色头发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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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表决时要举手，这里指举手招呼汽车停车，以便搭车。

　　瓦尔柯和旅伴们分手后，在草原上躺了一整天，等到天黑才穿过峡谷走到“上海”的边上，再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和偏僻的小巷偷偷走到新一号井区。他非常熟悉他在里面长大的这个城市。

　　他怕谢夫卓夫家住着德国人，因此从后面偷偷地翻过栅栏，钻进院子，躲在边屋旁边，希望会有人到院子里来。他这样站了很久，已经等得焦急起来。最后，通外面的门砰的一响，一个妇人提着水桶悄悄地走过瓦尔柯身旁。他认出是谢夫卓夫的妻子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就迎上前去。

　　“我的老天，这是谁啊！”她悄声说。

　　瓦尔柯把他的已经长满胡茬的黧黑的脸凑到她面前，她才认出了他。

　　“是您吗？……那么他在……”她开始说。要不是夜色昏暗，朦胧的月光难以透过满天灰色的薄雾，瓦尔柯就可以看出，她的脸色已经发白了。

　　“等一下。你要把我的姓忘掉，叫我安德烈叔叔。你家有德国人吗？没有？……那我们进屋去吧。”瓦尔柯沙声说，他想到要告诉她的消息而感到难受。

　　刘勃卡正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看见他进来，就迎着他站起来。这不是瓦尔柯在俱乐部舞台上看惯的那个艳装盛服、穿高跟鞋的刘勃卡，而是简单朴素、家常打扮、穿着廉价的衬衫和短裙、赤着脚的刘勃卡。她的金发随便地垂到颈上和肩上。她眯缝着那双在悬在桌子上空的矿灯照耀下显得是深色的眼睛盯住瓦尔柯，并不感到惊奇。

　　瓦尔柯受不住她的目光，茫然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里还保留着主人的富裕生活的痕迹。他的目光停留在床头上挂的一张明信片上。这是一张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

　　“别把我们往坏里想，瓦尔柯同志。”刘勃卡的母亲说。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纠正她。

　　“哦——安德烈叔叔。”她并不带笑地改正过来。

　　刘勃卡神色自若地回过头去看看印着希特勒像的明信片，轻蔑地耸耸肩。

　　“那是德国军官挂的，”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解释道，“一直有两个德国军官住在我们这里，昨天他们才到新切尔卡斯克去了。他们一进来，就对她说：‘俄国姑娘，美丽，美丽，金发女郎。’他们嘻嘻哈哈，老是把巧克力啦、饼干啦送给她。我一看，这鬼丫头收是收下了，可是却拿起架子来，顶撞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又侮辱他们，——你瞧，她居然有这一手！”母亲说，她对女儿的态度是含有慈爱的责备，对瓦尔柯是抱着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一切都会了解。“我对她说：‘别玩火啊。’可是她对我说：‘需要这样做。’她还来个需要这样做——她居然有这一手！”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又说了一遍。“所以您可以想象，瓦尔柯同志……”

　　“安德烈叔叔。”瓦尔柯又纠正她。

　　“安德烈叔叔……她不让我对他们说我是她母亲，叫我装做她的女管家，她说她自己是个演员。她说：‘我的父母是企业家，拥有过矿山，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你看，她居然想出这样的点子！”

　　“是的，亏她想得出。”瓦尔柯冷静地说，一面注视着刘勃卡，她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活，似笑非笑地望着安德烈叔叔。

　　“睡在这张床上的军官，——这是她的床，不过那时候我跟她睡在那个房间里，——忽然去翻自己的箱子，我以为他大概是要拿衬衣，”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接下去说，“哪知道他拿出了这张画像，就钉在墙上。她呢，——您简直不能想象，瓦尔柯同志，——一直走到画像跟前，上去一把就把画像扯下来！她说：‘这是我的床，不是你的，我不要希特勒挂在我床头上。’我想这一来他可要把她打死了，可是他却抓住她的手把它扭过来，夺过画像，又去钉在墙上。另外一个军官也在这里。他们哈哈大笑，笑得玻璃都震得直响，他们说：‘哎哟哟，俄国姑娘真厉害！’我一看，她气得满脸通红，捏紧拳头，——我差点被她吓死了。是的，要不就是他们实在喜欢她，要不他们就是最笨的大笨蛋，他们只是站着，哈哈大笑着。可是她却跺着脚嚷着：‘你们的希特勒是混蛋、吸血鬼，他只配被扔到毛坑里淹死！’她还说了些这一类的话，说实在的，我以为他一定就要拔出手枪来给她一枪……可是等他们走后，希特勒的像她却不让我取下来，她说：

　　‘让它挂着吧，需要这样……’”

　　刘勃卡的母亲年纪还不太大，但是像许多年轻时难产过的普通妇女，上了年纪后往往如此，她的腰和臀部都胖得不像样，脚脖子也是肿的。她小声把这个故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瓦尔柯，同时老是用询问的、胆怯的、甚至是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而他总是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她不住地说着，仿佛在拖延时间，让他晚些对她说出她怕听的话。但是现在她把话讲完了，她激动而又害怕地怀着期待望了望瓦尔柯。

　　“也许，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您还有您丈夫的衣服吧，要普通一点的，”瓦尔柯沙声说，“我穿着这样的上装和马裤，再穿着便鞋，不太合适——一眼就看得出是个负责的人。”他苦笑了一声，说。

　　他的声调使叶芙洛西妮亚·米龙诺芙娜听了脸色又苍白起来，刘勃卡拿着针线活的手也垂下了。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道，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

　　“叶芙洛西妮亚·术龙诺芙娜，还有你，刘巴，”瓦尔柯说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我没有料到，命中注定会让我带着不幸的消息来见你们，但是我不愿意欺骗你们，我又没有话可以安慰你们。您的丈夫和你刘巴的父亲，我最要好的好朋友，葛利高利·伊里奇死了，被这些该死的刽子手向和平居民投下的炸弹炸死了……我们的人会永远怀念他的！”

　　母亲并没有惊呼，她把裹在头上的头巾的一角按住眼睛，轻声啜泣起来。刘勃卡的脸却变得像白纸一般，仿佛愣住了。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突然，她的身子好像折断了似的，人一下昏倒在地上。

　　瓦尔柯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照刘勃卡的性格，他等待着她的悲痛的发泄，以为她会痛哭流涕，免得憋在心里。但是刘勃卡却僵卧在床上，一声不吭，脸色惨白、死板，在她的大嘴的下垂的嘴角上露出了跟母亲一样的痛苦的皱纹。

　　母亲像普通的俄罗斯妇女那样，她的哀痛表现得自然、平静、朴实、真诚。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她用头巾的角擦眼泪，或是用手擦掉它，如果泪水流到她的嘴唇上和下巴上，她就用手掌去擦。正因为她的哀痛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她还是像平时一样尽着女主人待客的本分。她倒水给瓦尔柯洗脸，为他点了一盏油灯，从箱子里取出丈夫平时在家穿的一件旧衬衫、一件上装和一条裤子。

　　瓦尔柯拿了油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换衣服。这些衣服他穿着都略嫌瘦小，但是他穿上这套衣服觉得比较自在：现在他的样子已经像个工匠了。

　　他开始对她们详细讲述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遇难的经过。因为他知道，不管这些详情是多么令人悲痛，但是现在只有它们才能使亲人在痛苦中得到几分残酷而又难受的安慰。他自己虽然十分激动和担忧，他还是吃了很久，吃得很多，还喝了一瓶酒。他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非常疲倦，但他还是把刘勃卡从床上扶起来，跟她谈正经事。

　　他们走到隔壁房间里。

　　“我一眼就看得出，是我们的人叫你留在这里做工作的，”他说。刘勃卡听了把身子一缩，脸上也变了色，但他假装没有察觉这些。“别忙，”他看她试图反驳他，就举起一只大手说，“是谁叫你留下来，要你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不问你，你也不必向我承认或是否认。我只请你帮我的忙……我对你也有用。”

　　他请她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过一昼夜，然后给他跟康德拉多维奇，就是跟他们一起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人，取得联系。

　　刘勃卡惊奇地望着瓦尔柯黧黑的脸。她一向知道，这是个聪明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以平等的态度和她父亲做朋友，可是她总觉得，这个人是高高在上的，而她刘勃卡却是渺小的。

　　现在，她被他的洞察力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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