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57)_法捷耶夫

五七

　　照他的地位，他不仅有权，而且应当利用最后的机会渡到顿涅茨河对岸。但是哪怕是性格十分坚强、处理问题十分审慎的人，只要他血管深处还有一股热血在沸腾，在生活中就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个人的、次要的、然而是眼前的责任却压倒了整体的、主要的、然而是长远的责任。

　　瓦尔柯一想到他的那些留在岸上的工人、他的朋友谢夫卓夫和共青团员们对他可能产生的想法，全身的血就涌上了他的黑脸膛，他就掉转身去。这时，整个桥面上都有人排山倒海似地向他迎面冲过来。于是他连衣服也不脱就跳到水里，朝岸边游去。

　　那时候，德国人已经炮轰并且围住了顿涅茨河的这边河岸，岸上的人都发疯似的顺着平底船向对岸奔去，在通往平底船的堤坡上打架，成十成百地向对岸游过去，可是瓦尔柯却用有力的双臂破浪前进，游向这边河岸。他明知道他将成为德国人报复的第一个对象，可是仍旧游过来，因为良心不容许他不这样做。

　　也算德国人倒霉，他们做事竟会近视到没有把瓦尔柯弄死，反而把他和其余的人一起释放。瓦尔柯原来是该往东到萨拉托夫去报到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边，——现在却随着逃难的人们的洪流往西走去。

　　没到李哈雅，这整个拼凑起来的逃难人们的队伍就已经开始分散。瓦尔柯向一群克拉斯诺顿人建议，要他们离开队伍，绕过李哈雅，前往克拉斯诺顿，远远地避开大路，走村道，否则就走荒地。

　　在民族和国家的艰难时刻总是如此，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对于个人命运的考虑也是和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关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他们那一番经历以后，头几天，无论是大人或是孩子都情绪低沉，彼此几乎互不交谈。他们不仅为自身的前途，而且也为整个苏维埃土地今后的命运感到沮丧。但是每一个人对这问题的体验又都各不相同。

　　情绪最稳定的是玛丽娜的三岁的小儿子，奥列格的小表弟。他毫不怀疑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是稳固不变的，因为妈妈和爸爸总是在他面前。不错，有一个时候他觉得很可怕，那时候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咆哮着隆隆响起来，四周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又都急急奔跑着。但他正是生长在这种四周总是发着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总是急急奔跑的时世，因此他稍稍哭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现在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他只觉得，旅行有点拖得太长了。中午，当他热得浑身无力的时候，他的这种感受也特别强烈，于是他就开始啼哭，问是不是快到家看见奶奶了。但是只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吃一点麦糊，用木棍捅捅地鼠的洞穴玩一会，恭恭敬敬地仰起头侧着身子绕着两匹栗色马——它们每一匹差不多都比黄骠马大一倍——走一圈，然后把小脑袋埋在妈妈的膝盖上甜蜜地睡一会，一切似乎又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世界上也重又充满了美妙和奇怪的事物。

　　赶车的老大爷暗忖，在德国人统治下，他这样一个年老的小人物的生命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担心德国人在半路上就会夺去他的马。此外，他想德国人会剥夺掉他在矿上当了四十年车把式而获得的养老金，他们不但会剥夺他因为有三个儿子在前线而领到的补助金，说不定还会因为他有这么多儿子在红军里而迫害他。还有，俄罗斯在战争中能不能获胜这个问题也使他深深感到不安。根据他看到的情形，他非常担心俄罗斯不会胜利。这时，这个后脑上有一绺像麻雀羽毛的蓬乱的灰发的小老头，就非常遗憾他去年冬天不曾死掉，当时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情恶化了。但是有时他回想起他的一生和他亲身参加过的几次战争，回想起俄罗斯是伟大的、富饶的，而近十年来它变得更加富饶了，他就想，难道德国人真会有力量征服俄罗斯吗？老头这样一想，就被一种神经质的亢奋控制住了，他搔着被太阳晒黑的皮包骨头的脚踝，稚气地撅起嘴唇，对黄骠马咂咂嘴巴，又用缰绳轻轻打它。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煤业联合公司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因为在勘探方面出色的成绩而受到提拔。他最生气的是他这样顺利地开始的工作竟突然这样令人意想不到而可怕地被打断了。他想，德国人一定要打死他，即使不打死，他也得花不少的心思去逃避给德国人做事。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不会去给德国人做事，因为他觉得给德国人做事就像用四肢爬行一样地反常和别扭。

　　年轻的玛丽娜舅母却在计算，在德国人未来以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哪一些收入。在德国人未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下列几个来源：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的工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去世后领取的抚恤金、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的养老金，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在屋旁种的菜园。现在呢，德国人来了之后，前面三项生活来源一定会被剥夺掉，其余的几项也可能被剥夺。她老是想起在渡口被炸死的儿童，为他们惋惜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由得就哭起来。她想起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野蛮地调戏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故事，那时她就想起，她是个漂亮的妇人，德国人一定会跟她纠缠，于是她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她可以故意穿得普通些，并且改变发式，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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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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