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3)_法捷耶夫

三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要他们对我们说真话，休想！我们一直相信，相信，现在可不相信他们了！”维丽柯娃说，她那双挨得很近的眼睛闪动着，两条朝前撅着的小辫像甲虫的触角那样威风凛凛地翘着。“罗斯托夫恐怕也放弃了，我们连跑都没处可跑了。他们自己倒溜得快！”

　　维丽柯娃显然是在重述她常听到的话。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四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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