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道夫伯爵(5)_凡尔纳

五

　　第二章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

　　匈牙利人的祖先是马扎尔人，约公元九世纪迁居到现今匈牙利境内，目前占了匈牙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共有五百多万。他们究竟源自西班牙人、埃及人还是鞑靼人，亦或是阿特拉王统治的匈奴人以及北方芬兰人的后代呢？——暂不必究——这些问题尚存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非斯拉夫人，也不是日耳曼人，似乎他们对此都很厌恶。

　　这些匈牙利人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从十一世纪起，他们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成为狂热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们所说的，仍是他们的古老语言，它纯粹、柔和、动听，具有诗的魅力。虽不及德语那么语汇丰富，但却更为精确、铿锵有力。这种语言在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二百年中，取代了拉丁语的地位，用于撰写法律、法令条文，继而逐渐演变为国语。

　　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卡尔洛瓦茨条约（南斯拉夫境内的城市，一六九九年，土耳其、奥地利、波兰、俄国、威尼斯在此签定条约，土耳其丧失了其在欧洲的大部分属地，匈牙利、德兰斯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管辖）将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管辖。

　　二十年之后，奥地利君主颁布诏书，重申奥匈帝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的继承法规定，国王没有儿子，公主也可以继位。于是，一七四九年玛丽亚·泰勒莎登上了她父亲查理六世的皇帝宝座，成为奥地利帝国第一位女王。

　　匈牙利人被迫臣服于帝国的武力，但是一百五十年后，各阶级、各阶层，都有人起来反对皇帝诏书和卡尔洛瓦茨条约。

　　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代，有个出身名门的马扎尔人，他憎恨日耳曼的一切，希望恢复祖国昔日的自主，这两种憎爱分明的情感贯穿了他一生。还在他年轻的时候，便结识了革命领袖科苏特。尽管他的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令他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同科苏特有分歧，但这位爱国者的满腔热忱却令他无限敬佩。

　　应该说，桑道夫接受过非常严格的教育。他没有沉湎于万贯科苏特·劳纳什（180-1894年）：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领导匈牙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曾一度建立匈牙利共和国。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住在法加拉斯县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个伯爵领地里。这是座古老的封建城堡，傲然矗立在德兰斯瓦尼亚和瓦拉几的天然边界——东喀尔巴阡山北段的一个山脊上。那里山势险峻，悬崖陡峭，对造反者而言，是最理想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坚守到最后一刻。

　　城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铁、铜矿，经过精心的开发，成为阿尔特纳克城堡主人的一笔巨大财富。这座庄园包括法加拉斯县的一部分，人口不到七万二千。这些市民和乡民，一念到桑道夫伯爵的恩典，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赤胆忠心和无限感激之情。因而，这座城堡也成了维也纳司法部门重点监视的目标。司法部在帝国的各部中完全独立，不受约束。官方已经了解到阿尔特纳克城堡主人的思想，尽管还没有惊动他，但已经对此感到不安了。

　　马蒂亚斯·桑道夫，当年三十五岁。个子中等偏高，肌肉健壮有力，宽肩，方脸，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副典型的马扎尔人模样。他动作敏捷，言语清晰，目光坚定平和。他的血脉循环旺盛，微微牵动鼻翼、嘴角，唇边总是挂着慈善的微笑，言谈举止风趣幽默，这一切无不表明其胸襟坦荡、慷慨大度。我们已注意到，法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性格极为相似，桑道夫伯爵即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桑道夫伯爵的性格中，有一个颇突出的特点：不计较个人所得。若他个人受到损害，可以毫不介意，然而一旦朋友蒙难，则决不姑息。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刻骨仇恨背信弃义。由此，他总是客观公正，与奸诈不共戴天。他决不是那种“一切罪恶，让上帝去惩罚”的人。家产所营造的安逸享乐之中，而是兴致勃勃地钻研物理科学和医学研究。如果生活的需要迫使他去救死扶伤的话，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他自己却乐于做一个能倍受学者们称赞的化学家。他被肯定是佩斯大学、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施姆尼茨皇家矿学院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刻苦的学习生活使他的天赋美德更加成熟，并臻于完善。确切地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帝国各院校里的老师和朋友们，无不对此交口称赞。

　　过去，在阿尔特纳克城堡里，有欢声、笑语，热闹激动。德兰斯瓦尼亚的猎人们，总爱登上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座峻岭，汇集狩猎。桑道夫伯爵生性好斗，在政治舞台上无从施展，只得借危险的大型围猎，来驱散内心的郁闷。他置身时局之外，却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要么学习。要么享受财富所允许的轻松安逸，似乎安于这种生活。那时，伯爵夫人蕾娜·桑道夫尚还健在。她是阿特尔纳克城堡聚会的灵魂。可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前十五个月，年轻貌美的她不幸暴毙，只留下一个小女儿，现在刚满两岁。

　　桑道夫伯爵遭受这突至的打击，变得落落寡欢，无所慰藉。城堡也就此沉寂、荒芜了。从那一天起，沉痛君临，它的主人过着一种形同隐修的生活。他全副生命倾注在女儿身上，这个孩子，由管家的妻子罗丝娜·郎代克照料着。这位年轻贤良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伯爵的唯一继承人，像是她再世的母亲。

　　在他夫人去世的头几个月里，伯爵寸步不离城堡。他静思冥想，生活在昔日的回忆中。随之，他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她在欧洲所处的屈辱地位，才慢慢地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其实，一八五九年爆发的法意战争（1859年4月，法意对奥宣战，最后，奥军战败，被迫撤出伦巴底，退守威尼斯），已经给予奥匈帝国的强盛以可怕的一击。

　　这一击并未完结，七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六年，萨多瓦之战（1866年，普鲁士对奥宣战，萨多瓦为捷克西部一市镇，普军在此大败意军，战争结果，奥大败，普鲁士基本统一了德意志）更是一记重创。战争不仅使奥地利丧失了它在意大利的属地，还令它沦为德国的附属国。这样一个战败国，竟仍然妄图奴制匈牙利。匈牙利人的愤慨再也无法压抑，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对他们来说，即使居斯托扎和利萨之战（居斯托扎，意大利一市镇，1866年，奥于此击败意大利。利萨，南斯拉夫一海岛，1866年，奥于此海战击败意大利）的胜利，也无法为萨多瓦的战败雪耻。

　　第二年，桑道夫伯爵仔细地研究了政治形势，认为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将可能成功。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就在这一年——一八六七年的五月三日，伯爵拥抱了自己的女儿，将她托付给罗丝娜·郎代克精心照料，便离开了阿尔特纳克城堡，动身前往佩斯。在那儿，他与朋友们和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初步的部署；而后，又过了几天，他来到特里埃斯特，静候事变。

　　那儿将成为起义的指挥中心。集中在伯爵手中的情报将从那儿散发到各地。在这座城市里，密谋起义的首领或许还不太受怀疑，可以比较完全，尤其是比较自由地采取行动，便于把这场爱国主义事业成功地进行到底。

　　在特里埃斯特，桑道夫伯爵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和他怀着同样的抱负，决心追随伯爵，将独立运动进行到底。一个是拉蒂斯拉·扎特马尔，一个是埃蒂安·巴托里教授，他们都是名门出身的马扎尔人，比桑道夫年长十多岁，几乎没什么财产。扎特马尔从多瑙河彼岸里帕多川的一个小庄园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巴托里仅靠在特里埃斯特教授物理维生。

　　扎特马尔的住所，就是萨卡尼和齐罗纳刚刚在阿克道托大街上辨识出的那座，——这是幢简朴的屋舍，桑道夫伯爵离开自己的城堡之后，也就是说直到预计的起义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扎特马尔把此房交给他使用。这房里唯一一个人只有五十五岁的匈牙利人鲍立克，他像桑道夫自己的管家郎代克一样，对主人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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