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87)_儒勒·凡尔纳

八七

　　当我走过这些好奇心重的动物旁边时，它们并不挪开，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观察它们。它们的皮厚而粗糙，颜色浅黄，近乎橙黄，毛短而少。有些海象长四米。它们比它们的北极同类还要安详胆大，它们并不派出精选的哨兵来看守它们营地的四周。

　　考察了海象城之后，我想到该往回走了。已经十一点了，如果尼摩船长找到观察方位的有利时机，我想在操作现场。然而，天边堆积着云层，挡住了太阳，我对出太阳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这颗多疑的星球似乎不愿意在地球上这个人踪难及的地方向人类露面。

　　不过，我想回到鹦鹉螺号船上。我们沿着悬崖顶上的一条狭窄的斜坡往下走。十一点半，我们就到达了我们下船的地点。靠岸的小艇已经把船长送到陆地上来了。我看到他站在一块玄武岩上。仪器就放在他身旁。他的目光盯着北边的天边，太阳在那里画出一条长长的曲线。

　　我走到他身旁，一声不吭地等着。中午了，可还是跟昨天一样，太阳没出来。观察还是不能进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到了明天还不能观察，那我们只好完全放弃测定方位的打算了。

　　因为那天恰好是三月二十日。第二天二十一日便是春分，如果不考虑阳光的折射作用，那太阳将在以后六个月中消失在地平线下。随着它的消失，极地的长夜便开始了。从九月份的秋分以来，它一直从北边的天边出现，呈长长的螺旋线形上升，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那时候，正是非冰洋地区的夏至，而在南极，太阳又开始下降了。明天该是它投下最后的光线的日子了。

　　我把我的想法和担忧说给尼摩船长听。

　　“您说得有理，阿龙纳斯先生，”他对我说，“如果明天我不能测得太阳的高度，那在六个月内我将不能进行这项操作。不过，也恰好是我这次航行的偶然性在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把我带到这里来，假如明天中午太阳不出来，我可以在这片海区里轻而易举地测得我的方位。”

　　“为什么，船长？”

　　“因为，当太阳画出这么长的螺旋线时，是很难测出它在天际上的准确高度的，仪器也会暴露出这些严重的错误的。”

　　“那您怎么做呢？”

　　“我只要用我的精密时计就行了，”尼摩船长回答说，“如果明天三月二十一日中午，算上阳光的折射作用，太阳的圆盘正好被北地平线切开，那我就是在南极点上了。”

　　“当然可以这样做，”我说，“但这个论断从数学角度上看是不严密的，因为春分不一定是落在中午那一刻。”

　　“可能是吧，先生，但误差不会超过一百米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很精确。明天见吧。”

　　尼摩船长返回船上。我和康塞尔则留在沙滩上漫步考察和研究，我们一直待到了五点钟。我没有收集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只是捡到一个大得引人侧目的企鹅蛋。蛋的颜色是浅栗色，上面有一些线条和图纹，像象形文字一样，这使它成为一件罕有的珍玩。我想收藏家可能会为它付出不止一千法郎的价钱。我把它交到康塞尔的手中，这位谨慎的小伙子，像捧着一件珍贵的中国瓷器一样，一步一稳，毫无损缺地把它带回到鹦鹉螺号船上。

　　一回到船上，我就把这个罕有的蛋放在陈列室的一个玻璃橱里。晚餐我胃口大开，吃了一块鲜美的海豹肝，它的味道让人想起猪肝的味道。然后我就上床，睡觉前我像印度人那样，祈求光亮的太阳施恩，明天出来。

　　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早上五点，我就登上了平台。在那里我碰到了尼摩船长。

　　“天气有一点好转，”他对我说，“我满有希望的。吃过早餐后，我们就回到陆地上选择观察的地点。”

　　我和尼摩船长说定后，就去找尼德·兰。我想带他跟我一起去。但固执的加拿大人拒绝了，我也清楚地看出，他的沉默和他的坏脾气一样，正与日俱增。总之，对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犟脾气，我并不觉得后悔。的确，地上有太多的海豹，但不应该以此来引诱这个不善于动脑的渔夫。

　　吃过早餐后，我就要回到陆地上。鹦鹉螺号在夜里还往上走了几海浬。它现在正在海中，离岸边足足有一里路，那边岸上矗立着一座高四、五百米的尖峰。我、尼摩船长和两个船组人员坐上了小艇，并带上了工具，即一个航海时计、一架望远镜和一个晴雨表。

　　当我们在海上路过时，我看到了大量的鲸鱼，它们是南极海中特有的三种鲸类：第一种是没有脊鳍的平鲸或英国人说的“直鲸”；第二种是驼背鲸，一种腹部有皱折的鲤鲸，它们长有灰白色的大鳍翼，虽然说叫做鳍翼，但不是翅膀；第三种是黄褐色的鳍背鲸，它们是最好动的鲸类动物。这类强大的动物向高空中喷出犹如蒸气旋般的汽水柱，人们老远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这些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在平静的海水中成群结队地嬉耍着。我很清楚南极海成了这些备受猎人穷追恶杀的鲸类动物的避难所了。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一些灰白色的长条硝带鱼，那是一种爱缠在一起的软件动物；还有一些身形巨大的水母，在海浪的涡漩中荡秋千。

　　九点钟，我们上岸了。这时天空晴朗，云流向南面的天边，雾气在冰冷的水面上散去。尼摩船长径直走向那座尖峰，他无疑是想在那里进行观测。在尖利的熔岩石和浮石层中行走，在经常含有火山硫气体的大气中攀行，真地很艰辛。但船长，一个不习惯在陆地上行走的人，这时却动作敏捷地登上了最陡峭的斜坡。他敏捷的身手我是不能与他相比的，就连专门捕捉岩羚的猎人看了也会自愧不如的。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到了这座云斑岩和玄武岩混合的尖峰顶上。站在那里，我们望见了一个辽阔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北边天水交融的地方。我们的脚下是一片耀眼的冰田。在我们的头上，云雾中透出一丝淡蓝色。在北边，像一个火球一样的太阳圆盘，已被地平线削去了一角。海水中，喷出上百束美丽的水花柱。远处，鹦鹉螺号像一只沉睡的鲸鱼。在我们后面，南方和东方，是一片辽阔的土地，一片望不到边的乱岩石堆和冰垛。

　　尼摩船长一到达峰顶，就仔细地用晴雨表测量出它的高度，因为他在观测中必需考虑到这个因素。

　　十一点四十五分，只从折光作用看，太阳像一轮金盘一样出现了。它向这块荒凉的大陆和这片人类还未涉足的海域上撒下它最后的光芒。

　　尼摩船长举起那副有一块纠正折光镜片的网形线望远镜，观察那轮沿着长长的对角线渐渐逝入地平线下的太阳。我拿着航海时计，心跳得厉害。如果航海时计指到正午时，太阳的圆盘刚好消失了一半，那我们就是在极点上。

　　“正午！”我喊道。

　　“南极！”尼摩船长庄严地回答，他把望远镜拿给我，我看到了太阳正好被地平线对半切开。

　　我看着最后几缕阳光落在尖峰上，阴影沿着斜坡慢慢地爬上来。

　　这时，尼摩船长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

　　“先生，1600年，荷兰吉里克在海流和风暴的驱动下，到达了南纬64度并发现了新谢特兰群岛。1773年1月17日，著名的库克沿着东经38度，到达了南纬67.3度；而1774年1月30日，在西经109度上，他到达了南纬71.15度。1819年，俄罗斯人白林哥森走到了南纬69度；1821年，在西经111度处，他到达了南纬66度。

　　1820年，英国人布恩斯菲尔德停在了南纬65度的地方。同年，美国人莫拉尔，他不可靠的叙述中记录说他沿着西经42度，在南纬70.14度发现了自由海。1825年，英国人鲍威尔没能超越过南纬62度。同年，一个普通的海豹猎人，英国人威德尔，沿着西经35度一直走到了南纬72.14度，又沿着西36度走到了南纬74.15度。1829年，英国人福斯特驾驶着‘香提克利号’船只，占领了南纬63.26度西经66.26度的南冰洋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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