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207)_西奥多·德莱塞

二〇七

　　重读德莱塞的《“天才”》

　　1911年，德莱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出版以后，《“天才”》，这部以美国艺术家命运为主题的小说，就已经完成了初稿。但是，作者对自己精心构思的这部作品的初稿还觉得不甚满意，因此将它搁置了数年，等自己的思想更成熟、布局更缜密后，才于1914年起1915年间重写了二稿，也就是最后的定稿，并于1915年9月继《金融家》和《巨人》之后出版，成为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这部最后的定稿与初稿相比，意义更为深刻，悲剧性也更强；它更加有力地揭示了有为的青年在金圆万能的影响下如何每况愈下，终于成为一些精神失常、思想紊乱、品德堕落的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本人是何等重视这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占有独特的地位。

　　我们知道，德莱塞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年轻时到了芝加哥，在那里当过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的收账员，后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往来于各大城市之间，最终到纽约定居，成为专业作家。这大体上也正是《“天才”》的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所走的道路。我们试将德莱塞的自传《谈我自己》与《“天才”》相比，便能找出许多德莱塞本人和他笔下的尤金相似的经历，例如《“天才”》中的璐碧就是德莱塞年轻时的女友艾丽斯，璐碧写给尤金的那封信，大体上就是艾丽斯写给德莱塞的那封信（见《谈我自己》第二十二章）。所以，《“天才”》中的尤金·威特拉，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尤金，实际上就是写的德莱塞自己。

　　德莱塞从中西部到芝加哥和纽约时，看到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发展和表面的繁荣，一度曾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幻想，希望能在那里成功发迹，得到“名誉”、“财富”、“势力”、“社会地位”等等，可是他在那里的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逐渐看穿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真面目，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发现美国的现实是残酷的、非正义的。那些年里，他有了种种切身的体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美国，有才华的青年人如何受到摧残和腐蚀，如何蒙受迫害，他们的发展如何遭到妨碍。他看到许多本来奋发有为的青年作家、诗人、剧作家、艺术家、演员等在金圆社会的引诱和压迫下，一天天堕落下去，成了一些庸庸碌碌、颓废贫乏的资产阶级“御用工具”。尽管他自己看清了美国的真相，站稳脚跟，不顾资产阶级恶势力的攻击、迫害、奉承与收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正如美国进步作家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　Gould）所说的，尽管“他是不可能被人收买或被人剥去人性的”，然而周围的许多他原来很钦佩或很赏识的艺术家却在那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一个个垮了下去，陷入了才华枯竭的境地。因此，德莱塞觉得骨鲠在喉，痛切地感到非常有必要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美国艺术的腐蚀作用。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主题。德莱塞写的是画家尤金·威特拉的一生，实际上是勾勒出了美国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界的一个典型人物。

　　尤金·威特拉起初是一个正直、诚实、颇具才华的青年画家，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竟然变得思想混乱、利欲熏心、荒淫无耻，终于走进了创作贫乏的绝境。德莱塞无情地揭露了主人公四周的种种怪现象，使我们相当清晰地看出了造成尤金·威特拉之流的那些社会条件。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空口侈谈自由的国度里，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要有所作为，势必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天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人无法既为金钱效劳又为艺术出力。那样，他可能在物质享受上十分优裕，但在精神上却必然感到空虚、孤独。作者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他在报馆工作时期所接触到的真人真事来写他本人十分喜爱的这部作品的。这里有德莱塞自己，有他的亲友，有他在某一时期的思想、情绪、感触，有他对周围事物的批评、斥责以及嬉笑怒骂，无怪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刻画塑造如此真实、生动，如此令人信服。

　　我们都知道，《“天才”》出版以后不久，就成为美国反动阵营猛烈抨击的对象。纽约市的所谓“消灭罪恶协会”对德莱塞恣意进行攻击，并向法院提出了控告，说他“伤风败俗”。这激怒了国内许多正直的作家，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威拉·凯瑟（Willa　Cather）、门肯（H．L．Mencken）等，他们成立了一个保卫《“天才”》的委员会，声援《“天才”》的作者，并为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进行了政治性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他们迫使法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了结了这场官司，从而使反动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以前，德莱塞是不大过问政治的。他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虽然也曾遭到美国政府禁止发行，但他当时只不过是从道德方面看待那件事。现在，《“天才”》又遭到了攻击，这使他不得不奋起自卫。这场斗争加深了他对美国现实的认识，使他对资本主义美国的实质有了越来越清醒的省悟。因此，我们可以说，为《“天才”》进行斗争的那几年对于德莱塞的创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德莱塞不大参预政治；从此以后，他不但以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身份写作，还以政论家的身份发表言论。在这些言论中，他说出了《“天才”》中没有说完、说透的话，对一般进步作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唤起了不少的同情与共鸣。

　　还有，环绕着《“天才”》进行的这场斗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行的，这使德莱塞不禁要对四周的一切重新予以评价，使他感到自己今后的全部写作应该是在一个重要条件下来进行：那就是向反动阵营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这样，他在往后的岁月里就写出了他的最卓越的作品《美国的悲剧》，以及许多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优秀短篇小说。因此，《“天才”》一书的出版，对于德莱塞之所以成为美国杰出的民主主义作家之一是有特殊意义的，它标志着德莱塞创作新阶段的开始。

　　诚然，德莱塞从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幻想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通过一场艰巨而曲折的发展的。他所走的道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早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比较混乱，同时还使他有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尽管他的悲观主义还是愤激于中，而不是颓唐失望。他的世界观是有局限性与矛盾性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过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见迈克尔·高尔德的《我所知道的德莱塞》一文）这些缺陷与不足之处，在《“天才”》一书中都有所反映，这也是无庸讳言的。

　　文/主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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