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49)_狄更斯

四九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把人压倒，”米考伯太太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过这难关，在娘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真不懂困难这词是什么意思，不懂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可是经历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说的那样。”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从她那里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过海军军官，还是出于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过海军，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为各种商户在城里拉顾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几乎没有进项。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不肯给他时间，”米考伯太太说，“他们就得自食其果了。他们把这事办得越快就越好。石头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钱还帐（更别说付诉讼费了）。”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努力试过，我并不怀疑她曾这样做过。临街门上中间几乎被一块大铜牌全遮住了，那铜牌上刻着：“米考伯夫人青年妇女宿舍”，可我从没见到任何青年妇女在这里住宿过，没见过任何青年妇女来过或提出过要来，也没见过这里做过任何接待青年妇女的最低标准的准备。我见到或听到的来客全是债主。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来到，其中一些还好凶。有一个一脸脏兮兮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钟就钻到走廊里，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说：“下来！你还没出门呢，你知道的。还我们钱，好不好？别藏着，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可鄙。还我们钱，好不好？你要还我们钱，听见了吗？下来！”这番辱骂得不到回应，他就气得骂出“骗子”、“强盗”，而这样仍得不到回应，他就走到街对面，冲着二楼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这时，米考伯先生好生伤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从他太太的尖叫声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对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会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着曲子出门时，那神气较平日还更像个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样的弹性。我曾亲眼看到她在三点钟时被法庭批下的帐单和讼费单逼昏过去，可是四点钟时，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热麦酒（这些是当掉两个茶匙后买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昏倒在火炉前（还带着双生子中的一个），头发披在脸上，原来法庭刚刚强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给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告诉我他们过去的交往，我再没见过她那样兴高采烈过了。

　　在这所住宅里，和这一家人一起，我度过工余的时间，我给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块干酪收在一个特殊的碗橱里特殊的一层，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笔很大的开支了。我对此很有数；我整天就呆在那批发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笔钱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记不得有任何人给予我任何忠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时也记不起。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处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务，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常因不能抗拒摆在糕饼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预备买午饭的钱。这样我就不吃午饭，或只买一个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记得有两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财政情况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一家就在靠近圣马丁教堂的一个广场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现在已全迁走了。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别的布丁，价格很不菲，两便士能买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个店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改建的什么地方。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块布丁，沉甸甸，松软软，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时，正好这种热布丁上市，我就吃它当晚饭。如果要吃得像顿正经晚饭，我就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一条香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者去我们营业地点对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还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来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夹了块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被张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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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森常去该店吃饭。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托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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