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133)_车尔尼雪夫斯基

一三三

　　“如果冷静地看待婚姻，婚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妻子不幸福，为什么不能跟丈夫离婚呢？可是我不会对您这样说的。您认为离婚是不能容许的，您女儿也受的是这种观念的教育，您和她都以为离婚是一种真正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她还来不及转变观念时，她就要叫这个人给折磨死了，这样死比生肺病而死更糟。不过我们得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为什么您不信赖您女儿的理智？她不是疯子吧？永远要依靠理智，只要您让理智自由活动，它决不会对一件正当的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您自己不该束缚您女儿的理智。还理智自由吧，如果真理在您这一边的话，理智一定会引导她到您这边来，激情遇到障碍会使人晕头转向，排除了障碍，您的女儿才能理智起来。给她选择爱或不爱的自由，她就会看出这个人是否值得她爱了。让他来当回未婚夫吧，过些时候，她自己就会不要他的。”

　　这种看待事情的方法对于波洛佐夫来说是太新奇了。他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这是胡说，他不会相信的，他深诸世事，见过人们中间的许许多多轻率行事的例子，因此他不敢指望人们的理智，更何况指望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的理智，那就更加可笑了。基尔萨诺夫白费气力地反驳说，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轻率行事：或者正在火头上，凭着一时的冲动，或者当一个人没有自由，被阻力刺激产生逆反心理的时候。这类见解在波洛佐夫看来完全莫名奇妙。“她是疯子。听任这样一个娃娃去掌管自己的命运，真荒唐，让她死了更好些。”——他无论如何不肯放弃这些看法。

　　当然，一个陷入迷误的人，不管他的思想多么固执，假如另外一个更有修养，对事情看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的人坚持进行努力，争取使他从迷误中走出来，那么迷误也就不会存在下去了。这是对的。不过同他据理力争要花费多少时间啊？今天的交谈当然也不会毫无结果，尽管现在还看不出它对波洛佐夫有什么影响，老人总会考虑基尔萨诺夫说的那些话的。这是必然的。假如继续跟他这么谈下去，他便会改变主意了。可是他自恃有经验，认为自己不会出差错，他坚强、固执。用言语来说服他无疑是可能的，尽管不会很快生效。但是任何拖延都有危险，长期拖延也许会招致死亡。而采用按部就班的据理力争的方法之后，长期拖延是不可避免的了。

　　必须采取激进的办法。那自然要冒风险，但是使用激进的办法只是冒点风险而已，否则却必定会招致死亡。其实，这里面的风险完全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因为这些人对生活规律的了解不如基尔萨诺夫透彻。风险并不大，但是不能轻视。全部彩票中只有一张空票。抽上它可能性不大，可是万一抽上了呢？谁要去冒险，就该做好准备：即使拍上空票，眼睛眨都不眨。基尔萨诺夫见过那位姑娘泰然自若、不动声色的坚强态度，并且因此而抱有信心。但是他有权让她冒险吗？当然有权。现在对她来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不致因此事毁掉身体，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能性很快死掉。如果采用激进的办法，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于她有害。就让她抽个彩冒冒险吧，那看起来较为可怕，因为结局来得快，实际上的危险要小得多。

　　“好，”基尔萨诺夫说，“既然您不愿意采用您能掌握的办法治好她，我就用我的办法来治。明天我再召集一次会诊。”

　　他回到病人身边，告诉她她父亲挺顽固，比他预料的还要顽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行动起来对付他。

　　“不行，无济于事。”病人伤心地说。

　　“您确信这点吗？”

　　“嗯。”

　　“您准备死吗？”

　　“嗯”

　　“要是我决定让您冒险去死，怎么样？我为了赢得您的信任，曾对您顺便提到过，我说凡是您需要做的，我都会同意；现在我再重申一遍。要是不得不给您一包毒药，怎么样？”

　　“我早已看出我只有一死了之，还剩下几天的时间了。”

　　“如果明天早上就死呢？”

　　“那更好。”她非常镇静地说。

　　假如只剩下一个法子才能有救——以一死的决心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那么这个精神支柱差不多总能管用。如果您说：“你得让步，不然我就死掉。”那么差不多对方总会让步的。不过您要知道，人不应当拿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当儿戏。另外，也决不能丢自己的面子，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您也非死不可。他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从这些谈论看出，他的计划已经有了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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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在别的情况下，基尔萨诺夫当然连想也不会想到采取这类冒险办法的。最简单不过的是：把姑娘从家里带走，让她跟她的心上人结合。可是这一回，由于姑娘的传统观念加上她所爱的人的特点，事情变得错综复杂了。在她的观念中妻子是不能和丈夫离异的，因此即使她已经看出跟他共同生活只有痛苦，她也要死抱住这个恶棍不放。让她跟他结合比杀死她更糟。因此只剩下一个办法：要不杀死她，要不给她一个醒悟的机会。

　　第二天召集了一次会诊，参加的都是上层开业医生中名望最高的人士，竟然包括了五位极重要的人士，否则怎么能影响波洛佐夫呢？作出的裁决必须是他认为无法驳回的。基尔萨诺夫讲了话，他们煞有介事地听着，又煞有介事地随声附和着。他们不附和也不行，因为诸位都记得，世上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除此以外，基尔萨诺夫讲的话又是那么高深莫测——叫这些毛头小伙子见鬼去吧！——他们连听都听不明白，怎能不随声附和呢？

　　基尔萨诺夫说，他仔细地检查过病人，他完全同意卡尔·费多雷奇的话：这是不治之症。而这种病的临终挣扎是挺痛苦的，总之，病人多活一个小时，就多受一个小时的罪。所以他认为参加会诊的医生有责任作出决定，应以仁爱为怀，使用大剂量的吗啡终止病人的痛苦，她也可以从此长眠不醒了。讲了这样一席话后，他才主持会诊，又对病人做了一次检查，以便确定采纳还是否决他这意见。医生们一边检查，一边不知所措地眨巴着眼睛听基尔萨诺夫那些犹如冰雹袭来般的莫测高深的解释，他们回到原来会诊的那间远离病人卧室的大厅里，决定给病人服用致命剂量的吗啡终止病人的痛苦。

　　他们作出决定之后，基尔萨诺夫拉铃召唤仆人，要他请波洛佐夫到会诊的大厅来。波洛佐夫走了进来。神医中最关键的人物用彬彬有礼、悲凉而又略带庄严的词句、低沉而又稍显高亢的声调，向他宣布了医生们的决议。

　　这对于波洛佐夫无异于当头一棒。尽管他预料女儿死期已临近，但并不知道是否马上到来，现在他却听说再过半个小时她就不在人间了——这两件事可完全不同啊。基尔萨诺夫紧张地注视着波洛佐夫，他完全相信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事毕竟够刺激神经的。老人惊呆了，沉默了两分钟才说：“不行！她快叫我这顽固老头害死啦！我什么都同意！她能好吗？”——“当然。”基尔萨诺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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