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12)_巴尔扎克

十二

　　客厅铺了地板，装了护壁板，挂着前两个世纪的壁毯。蒙着花锦缎的宽大的扶手椅，装饰壁炉的镀金古烛台，缀着大流苏的窗幔，都显示了本堂神甫过去所享受的奢华。贝纳西给这套不无特色的陈设又加了两张蜗形脚雕花桌子，面对面放在两扇窗户之间，还添了一架嵌铜丝的玳瑁框子的台钟，点缀炉台。看来医生很少使用这间屋子，屋里散发着那股老是关着的客厅才有的潮湿气味。屋子里还能闻到过去的本堂神甫的气息，他的烟草特有的香味似乎从他生前常坐的那个壁炉角落里飘逸出来。两张大安乐椅对称地放在壁炉两边。壁炉自从格拉维埃先生走后就没有生过火，但这时炉膛里面的杉木已冒出明晃晃的火焰。

　　“晚上天气还很冷，”贝纳西说，“看到火真叫人高兴。”

　　陷入沉思的热奈斯塔开始明白了医生对生活琐事漫不经心的道理。

　　“先生，”他对医生说，“您有一颗真正的公民的心，您做了这么多事情，却不曾试图开导政府，我感到奇怪。”

　　贝纳西笑了起来，但笑声很轻，神色忧郁。

　　“写篇关于开化法兰西的办法的陈情书，是吗？在您之前，格拉维埃先生已经跟我说过这话，先生。唉！政府是开导不了的，而且在所有政府中，最不肯接受开导的政府，是自以为传播智慧的政府。毋庸说，我们为本区所做的事，所有的区长都应当为他们区这样做，市长为他的城市这样做，专区区长为专区这样做，省长为全省这样做，大臣为全法兰西这样做，每个人都应当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这样做。我能说服人家修一条两里长的小路，别人也可能说服人家筑一条大路，另一个人也可能说服人家凿一条运河。我能鼓励生产农民戴的帽子，大臣就能鼓励制造钟表，帮助改进我们的生铁、钢材、锉刀或坩埚，帮助养桑蚕或种菘蓝，从而使法国挣脱外国企业的枷锁。在商业上，鼓励并不意味着保护。最好的国策应该能使国家摆脱对外国的任何依附，而不诉诸关税和禁止入口之类不光彩的做法。企业只能靠它自己救自己，竞争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受保护便失去活力，垄断和税率一样会扼杀企业。哪个国家宣布贸易自由，哪个国家就会使所有其他国家依附于自己，就会感到有强大的生产潜力，能维持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法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比英国容易得多，因为单单法国本土就相当广阔，足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维持企业的低工资：这便是法国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因为一切现代问题都在这里。亲爱的先生，这番研究并不是我生活的目的，我所做的事是很偶然的，而且很晚才定下来。再说，这些事过于平凡，不足以形成一门学问，它们毫无惊人之处，也毫无理论可言，不幸的是，它们仅仅有益罢了。总之，做事不能操之过急。一个人要取得这样的成功，每天早晨起来都必须具有同样多的罕见的勇气，表面看来最容易觅得的勇气，不断重复同样内容的教师的勇气，很少获得报偿的勇气。

　　“我们尊敬象您这样曾在战场上洒过热血的人，我们却藐视那种缓慢地使用生命之火，向同一年龄的孩子们说同样话的人。默默地行善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我们现在所缺少的，主要是那种古代伟人一旦不当统帅便甘居末位、又能效忠祖国的公民品德①。我们时代的弊病是优越感。圣人多于神龛。原因是这样的：君主政体使我们失去了荣誉感，对祖先的信仰使我们失去了基督教的品德，政府缺乏成效的试验使我们失去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道德准则不再鼓舞群众，只有一部分还起作用，因为思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现在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精神支柱来支撑社会。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未来就是社会人，除此之外我们便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们正向灾难奔去，将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人一定会用个人主义来重建国家。但在这种重建工作开始之前，我们处在物质利益和讲求实惠的世纪里。讲求实惠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我们都被人家编了号，不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而是根据我们的分量编号。精力充沛的人如果穿短衫②，几乎被人不屑一顾。这种思想感情已经传染给政府。冒生命危险挽救十二条生命的水手，大臣送给他的只是一枚小奖章；为大臣说话的议员，大臣就会送给他荣誉十字勋章。这样的政府活该倒霉！国家同个人一样，只有具备崇高的思想感情才有力量。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即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我们却没有信仰，只有利益。如果每个人只想到自己，只相信自己，怎么可能指望公民大义大勇呢？具备这一品德的条件正在于放弃自我。公民的勇气和军人的勇气都出于同样的原则。你们要一下子献出生命，我们的生命却在一点一滴地消逝。我们双方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同样的战斗。

　　①巴尔扎克在这里影射的是古罗马名将昆克蒂厄斯·辛辛那蒂斯。辛辛那蒂斯曾于公元前四六〇年任罗马帝国执政官，于公元前四五八年和四三九年两度出任独裁官，拯救过罗马帝国。后来解甲归田。

　　②此处指体力劳动者。

　　“要开化穷乡僻壤，为人善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知识。如果没有摆脱一切个人私利、献身一种社会思想的坚强意志，那么知识，正直，爱国，都毫无用处。诚然，法国每个市镇都有不止一个有知识的人和爱国的人，可是，我确信不是每个区里都有人能在这些可贵的品质之外，还具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具有象马蹄铁匠打铁那样的顽强精神。破坏的人和建设的人，体现了两种意志：一个为事业做准备，一个完成事业。前者好象是恶鬼，后者似乎是善神。一个得到荣誉，另一个则被遗忘。恶有一副响亮的嗓子，能唤醒芸芸众生，使之钦佩赞叹；善则长期保持沉默。人的自尊心立即选择了最惹人注目的角色。因此，教育在改变法兰西的风习之前，一项不怀个人打算完成的和平事业，永远只是个意外事件。当法兰西改变了风习，当我们都变成了伟大的公民，尽管享受平庸生活的安逸，难道我们不会变成地球上最使人厌倦，最感到腻烦、最没有美感，最为不幸的民族吗？这些大问题，不该由我作出答案，我不是国家的领袖。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其他的困难阻碍政府具有准则。

　　“就文明而言，先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适用于某个地方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则不能存在，智慧如此，土壤亦如此。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蹩脚的行政官员，那是因为行政管理同味觉一样，也是出自一种很高尚、很纯洁的感情。就这点而言，天才不是出自学问，而是出自心灵的一种倾向。谁也评价不了一位行政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他的真正的鉴别者离开他很远，他的成果离开他更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风险地自称为行政官员。在法兰西，思想对人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们对有思想的人怀着巨大的崇敬。但在只需要意志的地方，思想则无关紧要。总之，行政管理不在于强迫群众接受大致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而在于给群众的正确或错误的思想指明有益的方向，使他们的思想同普遍的利益一致起来。如果一个地方的偏见和陈规走上了邪路，居民们便会自动放弃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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