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士(45)_巴尔扎克

四十五

　　“噢！”格拉斯兰太太望着鲁博叫道，“难道政治处处离不开小报，连这里也如此？”

　　“在美洲，”克卢齐埃接着说，“资产阶级在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购买农民无力经营的大片土地，在内部进行分配；然后，这些土地经过咀嚼、分割、拍卖或零售，再交到农民手中。如今一切都归结为数字。我认为以下的数字最有说服力：法国有四千九百万公顷土地，扣除掉道路、公路、沙丘、沟渠和类似蒙泰涅克平原的贫瘠、荒芜或人们不愿下本经营的土地，这个数字应减少至四千万。不过，三千二百万居民拥有的四千万公顷土地，在农业税税额总表上却分成一亿二千五百万块——尾数略去不计。因此，我们不受土地法的制约，贫困和纠纷远远没有到头！那些把领土分成小块、缩小生产的人们有喉舌为他们大叫，真正的社会公道在于只给予每个人土地用益权。他们会说永久的所有权无异于盗窃！打头阵的便是圣西门主义者。”

　　“法官发了言，”格罗斯泰特说，“下面银行家要对这些大胆的论述作些补充。农民和小资产者可以获得产业，这给法国造成政府意想不到的巨大危害。撇开贫民不谈，农民大众约有三百万个家庭。这些家庭靠工资为生。工资用钱而不是用食品支付……”

　　“这是我国法律的又一个大错误，”克卢齐埃打断他的话嚷道。“食品支付权可以在一七九〇年颁布；而今，施行这样的法律就要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这样，无产者便把国家的钱捞到手中。不过，”格罗斯泰特又说，“农民不当上地主死不瞑目，他们没有别的激情，别的欲望，别的意愿，别的目标。这个欲望，一如克卢齐埃先生的精辟论证，是大革命的产物，出售国有财产的结果。只有对偏远乡村发生的事毫无概念的人才不承认下述确凿的事实：这三百万个家庭每年埋藏起五十法郎，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减少一亿五千万。政治经济学认定的公理是：一枚五法郎的埃居，在一天当中转过一百次手，它的绝对价值相当于五百法郎。而我们这些农村状况的老观察家们确信，农民选择土地；窥伺它，等候它，决不投放资本。因而农民购置土地应以七年为期来计算。每七年当中，他们让一笔十一亿的款子闲置不动；小资产阶级把同样多的钱埋藏起来，对农民啃不动的产业持同样态度，因此在四十二年中，法国损失至少二十亿资本的利息，即每七年约一亿，四十二年就是六亿。法国损失的不仅仅是六亿，它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工农业生产，其损失相当于十二亿；因为倘若工业产品的价值不是其成本的两倍，贸易就不会存在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六亿工资！对一位严厉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六亿捞不回来的损失，加上流通可获的利润，大约相当于十二亿损失，我国的贸易、海运、农业比英国落后，原因正在于此。尽管两国领土不同，我们且占了三分之二的地利，但是英国可以为两支法国军队配备新的战马，而且国内人人都有肉吃。另外，在这个国家，产业的稳定使下层阶级几乎无法购置，因而每个埃居都变成商品参加流通。这样，除去土地被分成小块、牛马羊品种减少的创伤外，继承法编还由于农民和资产者藏匿资本使我们损失六亿利息，减少十二亿产值，每半个世纪非流通货币达三十亿。”

　　“精神后果比物质后果还要糟！”神甫嚷道，“我们在人民中间制造乞丐产业主，在小资产者中间制造半吊子学者，今年七月在上层阶级起了作用的各行其是和人人为己，不用多久将使中产阶级发生坏疽。感情枯竭的无产阶级，除欲望外无其他上帝，除饥饿的绝望外无其他狂热，既无信仰又无信义，它将大步向前，一脚踏在国家的心口上。在君主制法律下长大的外国人将认为我们王国无王，有法制而无法律，有所有权而无产业主，有选举而无政府，有自由意志而无力量，有平等而无幸福。但愿在这以前，上帝让法国出一个替天行道者，一个给民族带来新精神的上帝选民，无论他是马利乌斯还是苏拉①，无论出身微贱还是名门之后，他将彻底改造社会。”

　　①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和苏拉（公元前138—78），均为古罗马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分别为平民派和贵族派的领袖。

　　“人们先要把他送交重罪法庭或轻罪裁判所，”杰拉尔接口道，“昔日在阿提卡和耶路撒冷对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审判将于一八三一年重演。今天与过去一样，心怀忌妒的平庸之辈听任那些研究过法国的疮疤、对抗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和政治名医们贫困而死。如果他们经受住贫困，我们还要奚落他们，称他们为空想家。在法国，大家在精神上造前程远大的伟人之反，在政治上造君主之反。”

　　“以往诡辩家只与少数人讲话，如今他们借助报纸期刊把整个民族引入歧途，”治安法官嚷道：“而推崇理性的报纸却得不到反响！”

　　镇长无比惊讶地望着克卢齐埃先生。格拉斯兰太太很高兴一位普通的治安法官关心如此重大的问题，对邻座鲁博先生说：“您原来了解克卢齐埃先生吗？”

　　“今天才了解。太太，您在创造奇迹，”他俯在她耳边答道，“不过您看看他的前额，那轮廓有多优美！是不是很象雕塑家刀下黎居尔格①和古希腊圣哲的古典式或传统型前额？——七月革命显然具有反政治的涵义，”这位说不定会去修筑街垒的前大学生把格罗斯泰特算的一本帐通盘考虑了一遍后高声说道。

　　“这个涵义有三层，”克卢齐埃说，“你们理解了法律和财政，下面谈谈政府。一八三〇年八月九日依据国家主权的信条进行了选举②，被该信条削弱的王权将试图反对这个敌对原则，每当人民猜不透国王的心思时，这个原则将给他们建立新王朝的权利；我们内部的斗争自然还会长期阻止法国的进步。”

　　①黎居尔格（公元前390—324），雅典演说家和立法者。

　　②当日议会两院宣告路易－菲力浦登基称王，从此开始了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英国谨慎小心地避开了所有这些暗礁，”杰拉尔又说，“我到过英国，很佩服这个向世界分出蜂群，传播文明的蜂巢。在那里，讨论是一出政治喜剧，旨在满足民众并掩饰在高层自由活动的政权的作用，选举也不象在法国由愚蠢的资产阶级操纵。如果产业被分成小块，英国早已不复存在。上层产业主，勋爵们在那里掌管着社会的机构。他们的海军当着欧洲的面抢夺地球上整块整块的地域，以满足贸易的需求，并把可怜虫和不满分子抛在那里。英国贵族非但不攻击、扼杀和埋没人才，反而罗致、奖励并不断吸收人才。在英国，凡关系到政府的行动，人与事的选择，一切都速战速决，在我国呢，一切都拖拖拉拉；可他们是慢性子，我们是急脾气。在他们那儿，金钱胆大忙碌，在我们这儿，它却胆怯多疑。格罗斯泰特先生谈到了农民给法国工业造成的损失，下面我用两句话作一描述以资证明。英国资本通过不断的流通创造了一百亿工业产值和定息股票，法国资本虽然更雄厚，创造的价值却不足该数的十分之一。”

　　“更奇怪的是，”鲁博说，“他们是淋巴体质，而我们一般为多血质或神经质。”

　　“先生，”克卢齐埃说，“这是个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就是探寻适于压抑国民性情的制度。克伦威尔自然是位伟大的立法者。他发明了航海条例①，一个人创建了当今的英国，这个航海条例使英国人成为其他一切民族的敌人，并给他们灌输了作为其精神支柱的目空一切的自豪感。但是尽管他们以马耳他作大本营，如果法国和俄国明白黑海和地中海的作用，总有一天，途经埃及或幼发拉底河的亚洲之路，因新的发现变得畅通无阻，就会毁掉英国，正如当年好望角的发现毁了威尼斯。”

　　①航海条例保证了英国对大不列颠岛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垄断地位。

　　“怎么绝口不提上帝！”神甫嚷道，“克卢齐埃先生、鲁博先生对宗教漠不关心。您呢，先生？”他问杰拉尔。

　　“新教徒，”格罗斯泰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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