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的女儿》、《玛西米拉·多尼》_《人间喜剧》附录：序·跋

《夏娃的女儿》、《玛西米拉·多尼》

　　初版序言①

　　（1839）

　　①此版于一八三九年八月由苏弗兰书屋出版。此序言只在这一版中存在，至今未找到手稿。

　　如果没有本书中的主要作品《夏娃的女儿》，“私人生活场景”的完整性就要略逊一筹。这幅素描从前曾在《巴黎杂志》上登过预告①。这个题目本来属于杜·塞尔索②一个动人的故事，后来又在该杂志上出现于杂耍戏院的海报上③，于是作者便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写下去④。

　　①一八三三年的《巴黎杂志》并未刊登这一预告，可能巴尔扎克记忆有误。

　　②杜·塞尔索（1670—1730），耶稣会神甫。这里巴尔扎克的记忆亦有误：杜·塞尔索的短篇故事题目叫《新夏娃》。

　　③独幕通俗喜剧《夏娃的女儿》于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首次在杂耍戏院演出，剧本作者为菲·杜马努阿和卡米叶。该剧内容与巴尔扎克本篇作品毫无关系。

　　④其实这只是个托辞而已。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以后不久，这个题目还出现在巴尔扎克的留言簿上。

　　《夏娃的女儿》是描写几个女人的处境，她们在许多轻重程度不同的情况驱使下，朝不正当的爱情迈出了脚步。但是她们看到自己还陷得不太深，还相当明智，又回到夫妻生活上来。一时的激情所受的磨难使她们懂得了一个美满家庭该是多么甜蜜。

　　作者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篇作品的时候，许多读者原以为会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触目惊心的灾祸，戏剧性的篇章，而那个虽说突然却又真实的结局，又使这一场景显得无伤大雅，因而他们觉得有些平淡无味。如今的读者那样心不在焉，那样不在乎文学，作者怎么能要求他对“私人生活场景”这个题目加以注意呢？一篇“巴黎生活场景”可以描写的暴力或味道强烈的调料。在“私人生活场景”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作者既定的计划中，“私人生活场景”用来表现人生的这样一个阶段，包括儿童和青年的激动，他们最初的过失，入世之初，所以“私人生活场景”不应该呈现任何根深蒂固的恶行、年深日久的激情的画面，而应该描绘各种生活的初始及其过失。这些过失并非出于一贯的行动准则，而是出于没有考虑到后果的某种欲望，总之，是由没有生活经验而引起①。作者的作品中，有不少这种与小说的诗意法则相谐的结局，因此可以大胆地在这里那里遵循社会性的结局。而在社会性的结局中，一切似乎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最后一切问题都相当平庸地解决了，常常没有任何惊人之笔。

　　①巴尔扎克的这些想法，在一八三〇年所写的“私人生活场景”序言以及通过其代言人费利克斯·达文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所写的《哲理研究》及《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两篇导言中，均已阐述过。

　　所以，作者在这里不想背离在“私人生活场景”中已经采取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该场景受到欢迎说不定起了很大作用呢！将来，这部作品的六个部分①之间相互有别的语气、层次、色彩和图案，也许会为人感受到，为人所欣赏。由此而产生的对比也肯定不会不产生效应。在结束这部重现现代风俗的长篇故事那一天到来之前，作者不得不默默无语地接受那些轻率的批评。对于本来准备与一个整体相配合，通过叠放、添加或与尚在施工的某一片断相毗邻而面目一新的作品某些部分，他们固执地要一部分一部分孤立地加以评论。更有甚者，是满怀好意但不了解总体规划的几位批评家，他们认为“私人生活场景”中某些部分有些过火。他们不考虑作者必须从这一部分开始就要将几个形象安排上。将来，这些形象会变得高大起来。如果开始时这几个形象显得与他们的真正性格不相符，那么将来这些形象就会显得虚假了。

　　不过，在这部长篇巨著中，一定会存在一个缺点，而且是无可救药的缺点。读者应该对此习以为常。现在已有可能对《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的结构进行评断了。这部书将包括一百多部各自独立的作品②，《一千零一夜》没有这样浩繁。这也因为我国文明在细部上纷繁无比，而在反映整个世界的那些阿拉伯故事向我们讲述的东方，是不存在社交的。

　　①虽然费利克斯·达文在一八三五年就宣布过《风俗研究》将分成六个部分，但是对于一八三九年的读者来说，这种划分并不一定就那么明显，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他们尚未读过任何属于“政治生活场景”的作品，对于伴随“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的《舒昂党人》和《乡村医生》也一无所知。

　　②作者写这几行文字时，还只发表了六十部左右准备进入《人间喜剧》的作品。

　　在那里，女子只偶尔露面，平时则被关起来；住宅是高墙深院。游客能够进入的地方，只有集市和哈里发①的宫殿。东方的男子只在一所专门的宅中接待外人。这些风俗习惯制约个人生活，直到耶稣基督的宗教创造了另外的风习为止。所以阿拉伯讲故事的人必须运用符咒、奇异的偶然事件才能创造出引人入胜的情节。他们的一切神奇都是从妇女受禁闭而得到灵感的。从前在我国，小说也遇到情节非常简单而数量又不多的问题。

　　①哈里发，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尊称。

　　过去唯一可以写的小说，瓦尔特·司各特已经将其穷尽，那就是奴隶或市民反对贵族的斗争，贵族反对教士的斗争，贵族与教士反对王权的斗争。为了产生伟大的效果，他必须写国王、王后和王公贵人，写他们与弱者的相关之点。从前，君主制度将一切都简单化了，各种性格清清楚楚：一个是市民，商人或工匠；一个是完全自由的贵族；一个是当奴隶的农民。这就是欧洲往日的社会。这个社会给小说的情节提供不了多少材料。请诸位看看直到路易十五治下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如今，平等在法国产生了无限的细微差异。从前，社会阶层赋予每个人一种制约个性的面貌；如今，个人的面貌只来自本人了。各个社交圈子再没有任何独具风采的东西：再没有特有的服装，也没有旗帜。再没有任何要征服的东西，社会领域属于所有的人。只在各种职业中才有新颖独特，只在司空见惯中才有喜剧材料。形式缺乏，文学必须投入对概念的描绘，并寻求内心最微妙的激情。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作者选定法国社会作为自己作品主题的原因：只有法国社会能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出机智和自然，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可以恢复自己的思想和天性。

　　在时髦学说象法国一样流行的唯一国家——英国，这种丰富多采是不存在的。在英国，社会在风俗习惯之下低头，而惯例则使人心失去风韵和豁达，社会完全受义务的统治。

　　意大利没有自由。它可以写出来的唯一小说，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精彩，那就是《巴马修道院》①。

　　①斯丹达尔的作品。一八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巴马修道院》的片断在《制宪报》增刊上发表。巴尔扎克欣喜地读到这些片断，后来于月底收到全书。四月六日，斯丹达尔收到巴尔扎克一封信。信中，巴尔扎克表达了他的欣喜之情：“这本书象意大利语一样优美。如果马基雅弗利今天写一部小说，那一定是《巴马修道院》。……你对意大利的灵魂作出了解释。”

　　在德国，老规矩与新规矩正在暗暗地斗争，一切都还没有什么特性，象溶解的各种物质一样混合在一起。在俄国，专制政权压制着风俗，那里只有一种天性，那就是富人的天性，没有什么对立面。

　　西班牙在两种对立的制度之间挣扎，比德国更明显，所以它是唯一的小说兴盛的国家。

　　本文作者还不知有哪一位观察家注意到了，从文学方面来说，在类型繁多，戏剧性，思想性和变化性上，法国的风习大大胜过其他国家：在法国，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干。本文作者不想在这里进行什么评断，他不会将自己政治思想的机密示人。他的政治思想在法国与绝大多数人截然相反。但是可能不久以后，人们也会达到这样的认识。制宪政府劳民伤财的欺骗为众人所认识的时日已经为期不远。说本文作者是历史家，这就说全了。他为自己题目的伟大、多彩、美妙和丰富而庆幸。至于从社会的角度讲，最相互对立的事实汇集在一起，材料丰富，气势磅礴，使这个题目显得多么可怕，也就顾不得了。这种杂乱相陈是美的一个源泉。因此，本书作者选择自己国家的风俗既非出于民族虚荣心，亦非出于爱国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国家先于任何国家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面面俱到的社会的人。法兰西可能是唯一没有料想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多么伟大、其时代多么辉煌以及其各方面对比是多么丰富的国家了。

　　在这部长篇故事中，读者是苏丹，作者则与每天晚上担惊受怕的山鲁佐德十分相象①，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被砍掉脑袋，而是比那还要糟糕的事，那就是被人当作说话颠三倒四的家伙给辞掉。因此，很不幸，在某些十分讲究逻辑的人眼中，这部长篇故事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说不定将来人们会把这个毛病当成是一种美。

　　①典出《一千零一夜》：王妃山鲁佐德每天晚上要为苏丹讲一个故事，否则就要被砍头。

　　这个毛病如下述：

　　例如诸位会发现，在“私人生活场景”《夏娃的女儿》中所描绘的女戏子佛洛丽纳已到中年，而在“外省生活场景”《幻灭》中，诸位见她刚刚登上舞台。在这里，德·玛赛这个风云人物被塑造成首相，而在《婚约》中，他才刚刚崭露头角。以后，在“外省生活场景”或“巴黎生活场景”中，他出现时是十八岁到三十岁，是最轻浮、最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是可以在意大利人大街上磨破靴底或在布洛涅森林中跑马磨破马蹄铁以自娱的角色。在《夏娃的女儿》中，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与杜德莱女士这样的人物会相遇。如果大家了解他们的身世，他们的处境会极富戏剧性并且充满社会喜剧味道。但是，只有到这部巨着的最后一部分属于“乡村生活场景”的《幽谷百合》中①，诸位才会看到他们的故事。总而言之，诸位会遇到一个人的中年先出现，后来才出现其入世之初的情形；先出现生命的尽头，后来才出现其入世之初的情形；先出现死亡的经过，后来才出现其出生经过的情形。

　　①请大家注意，一八三九年时巴尔扎克已准备将《幽谷百合》列入“乡村生活场景”之中。后来，为了临时填补“外省生活场景”中的空白，他曾一度将《幽谷百合》列入“外省生活场景”。最终在《人间喜剧》出版时，这篇作品仍进入“乡村生活场景”。

　　首先，在社交界就是如此。你在客厅中遇到一个人，你已经十年没见过他了。他现在是首相或资本家，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既没有礼服，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也没有什么风趣。现在你钦佩他的显赫地位，对于他的飞黄腾达或才华感到奇怪。后来你走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某一位专门讲社交圈子故事的人，在半小时之内，给你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你不知道的那十年或二十年的始始末末。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第二天或一个月之后，这段或丢人现眼、或光彩、或丑恶的历史，又有人讲给你听，有时是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整整一块的，一切都是镶嵌起来的。你只能按照时间的顺序讲述过去的历史，而这个体系无法用于正在行进中的现在时。本书作者面前的模特儿是十九世纪，这个模特儿极其好动，很难叫他原地不动。本书作者等待着一八四〇年的到来好为诸位结束这些奇事奇闻，其结尾需要三年的暮年时光。文学可没有饭馆老板那种创造时间的诀窍，他们往刚刚酿成的波尔多葡萄酒或西班牙葡萄酒的酒瓶上吹上陈年老窖的灰尘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本书的出版人常常很风趣地说，将来人们要给《风俗研究》编一个人物谱，以下列文字的形式，帮助读者在这座偌大的迷宫里找到方向。人物谱的条文可以这样写：

　　拉斯蒂涅（欧也纳·路易）：德·拉斯蒂涅男爵夫妇的长子，一七九九年生于夏朗德省的拉斯蒂涅。一八一九年来到巴黎学习法律，住在伏盖公寓，在那里认识了雅克·柯冷（化名伏脱冷），并与名医荷拉斯·毕安训结下友谊。但斐纳·德·纽沁根太太被德·玛赛抛弃时，他爱上了她。她是歇业的面粉商、一个名叫高里奥的老头的女儿。高里奥去世时，是拉斯蒂涅出钱将他埋葬的。他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花花公子（参见作品第四卷）。他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年轻人，德·玛赛，博德诺，德·埃斯格里尼翁，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爱弥尔·勃龙代，杜·蒂耶，拿当，保尔·德·玛奈维尔，毕西沃等人都有交情。他发迹的历史可在《纽沁根银行》中找到。

　　他几乎在每一场景中都重新出现，在《古物陈列室》，在《禁治产》中均重新出现。他有两个妹妹，他把一个嫁给了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帝国时代的花花公子，《家庭的和睦》中的一个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大臣。他最小的弟弟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在《乡村教士》（故事发生在一八二八年）中是利摩日主教的秘书，一八三二年被任命为主教（见《夏娃的女儿》）。拉斯蒂涅虽然出身于古老的世家，但一八三〇年以后他接受了德·玛赛内阁中副国务秘书的职位（见“政治生活场景”）①。

　　诸如此类。

　　好，我们不再继续开这个玩笑了。这个玩笑无非是要突出作品中的不妥之处，这是作者本人胸怀坦白加以指出的。待到哪一天，这部《风俗史》如果能找到这个时代还难以预料的读者，到那时，今天的法文还要加注，《风俗史》也会有注释家的时候，说不定这些不妥之处会显出是深思熟虑的安排。

　　我们今天还不敢抱这样的奢望。在目前，作品的美妙还成问题，而不妥之处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在作者有福气亲眼看到前三部分连同其续篇重新出版之前，这些不妥之处都将是实实在在的。据几位大胆的出版商说，这三部分不久就会重版。再过几天，作者就要发表《贝阿特丽克丝或强迫的爱情》②，会使“私人生活场景”有很大进展。《贝阿特丽克丝》和《夏娃的女儿》这两部作品都应归入这一场景。

　　①在一八四七年发表的《阿尔西的议员》中，拉斯蒂涅是副国务秘书。不过在《夏娃的女儿》及一八三九年六至七月创作的《卡迪央王妃的秘密》中，他已经担任这个职务了。

　　②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三日至四月二十六日及五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的《世纪报》上。

　　此外，作者要创作的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作品。这部作品将向想参透它的人显示出极大的魅力，以致他们想再读一遍。对作者来说，那将是一个胜利，战胜了这个时代对高级而严肃的文学的漠不关心。作者何不将这种雄心壮志公之于众呢？只向巧妙的安排、向与本世纪这伟大的喜剧每天在我们眼前编织的情节相似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去要求这一胜利，难道不是颇为谦虚的么？

　　本书作者经常听到别人对他的某些描写提出责难。但是批评他的人却没有想到，这个所谓的缺点乃来自雄心太大：作者希望通过描绘人来描绘这个国家，希望向外国人讲述法兰西最美的名胜古迹和主要城市，希望确认新老建筑物在十九世纪时的状态，希望解释在五十年中使家具、住宅具有一种特殊风貌的三种不同制度。说不定正由于他的苦心，到一八五〇年时，人们还会知道帝国时代的巴黎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考古学家们将从他那里得知圣约翰回旋街的位置以及如今已完全拆毁了的附近那个区的状况①。在他的故事中，有对从前在巴黎确实存在过的房屋考古性的描绘。如果他不按照实物加以临摹，到一八五〇年，可能人们都不愿相信这些房屋确实是存在过的了。对于外省的几个偏僻角落，军旅生活的某些细节，某些历史从来不重视的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有几位知名的外国人士曾经请作者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法兰西是他们梦绕魂牵的国度，他们希望了解法兰西的地方、人或事。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图画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快乐。这也使作者得以在他已经踏上的道路上勇敢地、坚韧不拔地走下去。他想过，法兰西的一大荣光便是如过去它用利剑震撼欧洲一样，用笔杆震撼欧洲②。

　　①见《双重家庭》的开头部分。

　　②这使我们想到巴尔扎克谈及拿破仑时说的那句名言：“他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

　　最后，在未来世纪的眼中，日常生活琐事岂非常常是主要的事？我们的考古学家们给中世纪或罗马社会的一些家具派上了与其风马牛不相及的用场，就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佩特罗尼乌斯的讽刺小说①归根结底无非是罗马人的一幅私人生活场景，但在我们眼中，它具有多么大的价值！罗马贵妇人用长长的金簪装饰她们的头发，要确切知道她们拿这金簪派什么可怕的用场②，难道不需要苦读许多书籍才能知晓么！如果某一位罗马时代的作家有勇气招惹批评家们，他们一定会指摘他向罗马人讲述罗马的生活，而实际上他如果写出几篇对公元一世纪时从恺撒治下到尼禄治下的《风俗研究》，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讲那广阔的帝国时代典型的、辉煌壮丽的日常生活，那对我们该是怎样的宝贵财富！

　　①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这里提到的讽刺小说指《萨蒂利孔》。

　　②用来戳破体力不支的奴隶的眼睛。

　　所以本书作者要做的事情，主要是通过分析达到综合，描绘并汇集我们生活的各种成分，提出一些命题，并对这些命题全部加以论证，最后通过描绘一个时代的主要人物勾勒出这个时代的广阔风貌。他收集意见收集得很慢，但是他已得到了一些专门人士的赞同。这些人在阅读这一部或那一部作品时，均认为其技巧无懈可击。很长时间里，本书作者一直认为从事艺术和科学是白费功夫，无非是为了自己个人心满意足而已。但是每天他都从自己的这种错误中清醒过来，因为他得知，凡是严肃认真的劳动，迟早会得到应有的酬报。有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医生对他说，他精心描绘人物的医学体貌，而不是象许许多多其他作者那样，将适宜于一个棕色头发男人的生活习性或特异体质加到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子身上，将结实的肩膀和独眼巨人的上身赋予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将一个胸部瘦弱、长着白皙而冰凉的双手的人物说成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叫那位医生多么震惊！有时一位学者向他承认，某一部作品是对某一重大问题所作的严肃认真的研究。一位作家在一切结论上追求真实要花怎样的构思功夫，又有多少费时良久获得的观察结果只埋藏在几个形容语之中！表面上看，这些形容语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会使一千个人当中有一个拍案叫绝。例如《电鳗》（《幸福的爱丝苔》）①中描绘某一肖像时的某一句话，就能花上一整夜的工夫，要看好几本书，而这句话可能会提出重大的科学问题。对这些，读者是完全不知晓的。诸位难道不以为下面的一段文字就是如此吗？

　　①一八三九年的读者已通过一八三八年结集发表的《电鳗》、《卓越的女人》（后来成了《公务员》）及《纽沁根银行》读到了这篇小说。现在，《电鳗》成了《烟花女荣辱记》的开头部分。定稿与本文的引文稍有出入。为方便中国读者，我们取中译本之有关文字。

　　只有来自荒漠中的种族才会有对一切人产生魔力的眼珠，因为一个女子总是能迷惑住某个人的。她们的眼睛大概将她们曾经注视过的无限之中的某些事物固定下来了。大自然造物，是否具有先见之明，给她们的视网膜装上了反射垫，使她们能够承受沙漠的海市蜃楼，滚滚洪流般的阳光和以太炽热的钴元素呢？抑或人类也象其他生物一样，从他们生长的环境中汲取了什么，并在多少个世纪之中保留了他们所汲取的长处呢？种族问题的这一重大答案可能就在问题本身之中。

　　本能是活生生的事实，其因则在于适应环境的需要。动物的多种多样是运用这些本领的结果。要叫人对这一长期探索的真理信服，只要将最近对西班牙绵羊群和英国绵羊群所作的对比观察扩大到人群之中就可以了。在青草茂密的平原草地上，羊一个紧挨一个地吃草；而在青草稀疏的山上，羊群散开。让这两个品种的绵羊离开自己的国家，将其转移到瑞士或法国试试：到了这里，虽然草地位于低地而且青草茂密，山区的羊仍是分开吃草；平原的羊，虽然到了阿尔卑斯山上，还是一个紧挨一个地吃草。已经获得并且代代相传的本能，经过数代也难以改变。经过一百年，在一个顽固不化的羊羔身上，还会出现那种山区精神，正如经过一千八百年的放逐，在爱丝苔的犹太面庞和双目中仍然闪射着东方的光芒一般。

　　另外一位已经注意到人名是怎样精心地与人物相配的。所以，作者不知不觉中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赏识。在公众舆论不时造成的升级晋爵中，说不定哪一次他会从小说家晋升为历史家。但是，这种殊荣必然姗姗来迟，直到人们理解了这部长篇巨着那一天才会到来。

　　自从作者发现，在同一份报纸上，投机心理使编辑的见解与报纸出版人的见解产生分歧，人们再也不注意批评文章，批评文字信誉扫地，因而非常需要解说性的序言以来，他便不再吝惜力气写这种序言，其奥秘便在这里。报纸将来可能认为很糟的书，在一则收费广告上却作为一本惊人之作而大吹大擂地预告过了，而且那广告还将斯威夫特，斯特恩，伏尔泰，莫里哀和瓦尔特·司各特宰杀，献祭于这本书的作者。

　　一个剧本，在报社的楼下，专栏文章认为一塌糊涂；而在报社的二楼，在《巴黎新闻》栏里却可以将它吹捧成可征服全世界的佳作。花上三十个法郎，一个作者可以在报纸的第四版上，在白芥茉或达尔波奶瓶的上端，反驳那个批评他的人。

　　司库收了广告费，而专栏作者收了自己见解的稿酬。一个养活一个。这样，结果会怎样呢？书籍的第一版总是受制于一段时间内的评价。从前，第一版售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是说明问题而又光彩的事情。而今天，却丝毫不能说明这部作品的价值。卖不出去甚至正是由于作品好。这种状况对于法兰西文学是致命的。

　　无疑，法兰西文学会把这种歪风压下去，但是很可能它还要为此而长期饱受折磨，至少在欧洲消灭盗版这可耻的祸患以前，它还要受罪。盗版现在对法国有益①，而损害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我们今天居然走到了这步田地，为了得到正义，我们甚至希望法国叫这祸患更加猖獗。待到我们如今遭受的一切痛苦，我们的邻国也感受到的时候，说不定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了。

　　①这里指的“有益”，是指思想方面。盗版使法兰西的学术思想在国外得到广泛传播。而对盗版使法国作者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的损害，巴尔扎克曾多次提出谴责和抗议。

　　现在，对于与《夏娃的女儿》拼在一起的作品，该说上几句话了。这部作品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协调的地方。与前一本书（《古物陈列室》）中的《冈巴拉》①一样，《玛西米拉·多尼》是一篇“哲理研究”。我们将它附在一篇“风俗研究”后面，为的是达到书籍出版惯例所要求的页数。这些作品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强迫婚姻显示出“哲理研究”的文学体系与“风俗研究”的文学体系之间差别是多么巨大。反过来说，将完全不同的作品如此这般暂时凑在一起，说不定会有助于使人了解整个作品。这整个作品的第二部分由“哲理研究”组成，对作为“风俗研究”主题的各种社会事件，作者试图在这一部分中道出其奥秘。

　　不过，作者首先预料自己会受到可怕的指摘，说他不讲道德，也许甚至说他的书是淫书，有人甚至会好心地将它与上一世纪那些色情小说相提并论。《玛西米拉·多尼》一定会被错误的解释所玷污②。人们看不到寓意，却要去寻找现实。而在作者笔下，现实无非是用来描绘人类智慧与艺术搏斗时产生的一个最美妙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让时间作出判断。对这部作品是如此，对《婚姻生理学》及《驴皮记》亦是如此。

　　①《古物陈列室》一八三九年三月十三日由苏弗兰书屋出版时，后附《冈巴拉》。

　　②巴尔扎克非常害怕受到这种指摘，曾于一八三九年二月七日致函出版商，要求将《玛西米拉·多尼》的校样寄给他，“我要将一些过于轻浮的句子替换下去”。

　　《玛西米拉·多尼》，《冈巴拉》，《玄妙的杰作》以及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的另一篇哲理研究《弗雷洛尔娘子》①和可能不久即将发表的《两位雕刻家》②，可以说都是《驴皮记》的续篇，表现的是思想发展到极致在艺术家心灵中所产生的紊乱，阐释通过什么规律艺术达到自杀的地步。这个主题，在这一“研究”的哪一部作品中也没有在《玛西米拉·多尼》中明显。在这部作品中，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精神现象，作者还附上了一个生理现象。虽然这个生理现象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很精彩地表明了精神对物质所产生的强大作用。这几部艺术研究，无论是在语气、风格、结构上，作者还希望说在色彩方面，都与《驴皮记》完全相谐。待整部作品用八开本差不多出全的那一天，这些作品应该以《驴皮记》为中心汇集在一处。在这些作品中，怪异很明显地占主导地位，而与“风俗研究”中掩盖了怪异的处处是现实的情形构成强烈对比。

　　①这是巴尔扎克最早提及这篇作品的地方，他将这篇作品卖给了一家杂志《留言簿》。但这家杂志昙花一现，尚未将该作品登出便停止出版了。

　　②此创作计划并未实现。

　　作者如此为自己的作品担任向导，说不定有人认为还是不好。在那些不了解或无视已经完工的作品而阅读这篇序言的人眼中，作者可能显得象一个房主一样，他在一块空地上向人解释他计议中要修建什么建筑物。他几乎与霍夫曼笔下某一个疯疯癫癫的主人公相差无几了。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到了一八三九年，谁也记不起一八二九年发生的事，一切都如胎死腹中一般。面对建筑在流沙之上的变化无常的政治利害，文学利害问题已经无影无踪。而在别的时代，这些文学利害问题也许会占据人们的思想。在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房屋明天就要倒塌的时代，难道人们还能想到什么文学作品么？何况个人主义已经占领了文学界。

　　在这里也象在社会领域中一样，“自顾自”压倒一切！然而本文作者比任何人更加相信，虽然在巴黎，漠不关心扼杀了文学，但在任何时代，文学运动都没有这样朝气蓬勃，而且从其因与果来说，也从来没有这样规模宏大。开创这个时代而又由于自己是这部庞大机器的枢轴或齿轮反而无法看到这部机器的美妙景象的人们，绝大部分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意义。这一代伟大诗才奇异地挤在一处，由于拥挤而相互伤害，他们希望的公正时代定会到来。严肃认真的哲学家和历史家，大胆的伦理学说，以及每日花费大量心血和才能使我们不能不敬佩的报界本身，他们希望的公正时代一定会到来。

　　这一切至少会有助于向外国人证明，虽然他们大胆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我们早已知晓其中的奥秘；证明法国某些有识之士善于超脱，善于将与恶相混的善区别出来。总而言之，他们不会受所谓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那些爱国主义滥调的欺骗。

　　一八三九年二月于雅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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