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女人》、《纽沁根银行》、《电鳗》

　　初版序言①

　　（1838）

　　①这是一八三八年十月威尔代版序言。《电鳗》现在是《烟花女荣辱记》的开篇；《卓越的女人》成了《公务员》。

　　诸位在这里见到的，是三个片断。以后，它们在“风俗研究”中会有各自的位置。第一篇题为《卓越的女人》，不过很不幸，这个题目说明不了此篇研究的主题。书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她如何出类拔萃，她不是主要形象，而只是个次要人物。

　　这里，本文作者要心甘情愿地供认他文学生涯中千百种小小麻烦中的一种。毋庸置疑，这是他与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瓦尔特·司各特的唯一共同点。本文作者要借助于瓦尔特·司各特的权威来大力支持自己的论点。在本文作者看来，这种不正常的想法如果值得批评，那么鼎鼎大名的苏格兰人①就是无法为自己辩白的了，而贫困的法兰西作家会带着令人感动的、可以减轻罪过的情况，出现在学者审议会面前。

　　①指瓦尔特·司各特，他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古老家族中。

　　巧妙的苏格兰人将这学者审议会很可笑地加以拟人化，在其序言中将它化成了克拉特布克上尉①、德里亚达斯特博士②之流及其他可爱的虚构人物。他向这些可爱的虚构人物报告自己的情形，躲在自己的各种化名下③，这又是不亚于上述人物的可爱形象。在毒化了他晚年的灾难④来到之前，瓦尔特·司各特老爷以贵族身分居住在自己的阿伯茨福德城堡之中，奢华程度与他的文学王国相称，每年有三十万法郎的收入。他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地每六个月写一部书，除了向自己的声誉作出的承诺之外，没有别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作家理所当然地只发表完整的杰作。法兰西作者只有不稳定的收入和与少女在舞会上记在扇面上的承诺同样严肃认真的承诺。所以，他与那位美妙的天才之间在精神方面的差异很大，在物质方面的差异也不小。

　　①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人物，在《寺院》一书的导言中以书简作者的面目出现。

　　②德里亚达斯特博士，司各特的《艾凡赫》和《尼日勒的财富》两书的序言中出现的人物。

　　③司各特一直用化名写作，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④这灾难是指一八二五年，司各特的出版社合股人破产。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他加紧小说创作。这也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期的历史小说也显得草率的原因。

　　瓦尔特·司各特本人在答复一些迫不及待地将他最光辉照人的优点说成是毛病——这是文坛上攻击诬蔑所惯用的手法——的批评家时，给这种所谓的毛病下了定义，说不定他也是可以避免这种毛病的。这毛病就是不遵循最初的提纲，这提纲也是在苏格兰性格特有的深刻基础上提出来的。随着某几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原计划的框架被打碎。每个文学巨匠，在他按照自己头脑中勾画的光芒四射的草图工作时，会象看中国皮影戏那样，看到某个如此动人的形象、某些精彩的生命、某一崭新的性格高大起来，以至于他不能给他们以原来设想的那个狭小的地位，而是任凭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舒舒服服地立足。不断改变主意的想象女神摇晃着她那雪白而又透红的手指，以极有说服力的动作引诱着他。她绽出迷人的微笑对他笑着，在弗奈拉①这个人物中，她变得那样卖弄风骚；在地主邓比代克斯②这个人物中，她变得那样深沉；在《圣罗南之泉》③中，她又那样变化多端，以致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年以后都同样单纯的作家本人，跟随着想象女神走到她高兴照亮的黑暗角落中去。这个伟大的天才，上了自己诗意的当，与女神一起去搜寻起来：他翻起路上的石头，石头下卧着堕落的灵魂；他任人将他带到海滨，为的是观看一次涨潮；他倾听着女神那甜美的絮絮呱呱，且用枝叶繁茂而又讲究的阿拉伯图案经过仔细准备将其再现出来。在行家里手的心目中，他的声誉就已算确立，而那些思想肤浅的人则多半会不高兴。从文坛声誉来说，每个细节都那样重要，如果裁掉哪怕是一小页，人物和事件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所以诸位看到他是怎样将前言中那些嘲笑一切的人物朝批评家投掷过去的吗？正象那些漂亮的猎犬，它们追击野兽，可是又一口死死咬住那些所谓严厉而公正的批评家。这些巧妙的序言，并不辛辣却很狡猾，讽刺挖苦却又嘻嘻哈哈。象莫里哀擅长使智慧大放光芒一样，这些序言中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于保留了典雅口味的勤奋头脑来说，这些都是杰作。瓦尔特·司各特先生是个阔佬，充满闲情逸致的苏格兰人，面前的天空蔚蓝一片，如果他认为合适，一定会叫自己的大纲酝酿成熟，照大纲写出作品来，并在其中镶嵌上创作过程中找到的美丽宝石。他觉得事情确实就象他创作出来的那样，他是对的。

　　①这个人物出现在《高原的派渥瑞尔》一书中。

　　②这个人物出现在《爱丁堡的监狱》中。

　　③此作品并非司各特的代表作。

　　如果贫穷而头脑又有毛病的法兰西作家敢自负地这样想，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正如我们刚才解释的那样，无论从身心哪方面来说，他都不处在天才、财产、苏格兰狡猾——无害人之心的狡猾——使瓦尔特·司各特先生所处的地位之中。首先，他出生在一个谁都想尽量少吃苦的国家；虽然在这个国度里，有许多很美丽的城堡，但是他本人既没有瓦尔特·司各特的阿伯茨福德城堡，也没有他那些漂亮的家具；既没有他那领地，也没有他那些猎犬：这位法兰西作家靠劳动摆脱了他的自然状态，正象他走出外省几乎成了一个巴黎人一样。其次，在角斗场上露面时他不小心掀起了面甲，没戴帽子，裸露着头部和胸膛。这种举动既愚蠢又潇洒，既有派头又冒冒失失，所以他无法朝评论家们放出猎犬群让它们去围猎。他不但不是猎手，反而成了猎物。那个苏格兰人巧妙地在北方雄狮穿的多米诺长袍①掩护下，戴着面具，过着平静的生活②，使他可以向每个人直言不讳。而这个法国人则象尼禄手下的基督教徒站在马戏场中央，听人家嘲笑他的努力，把他那搏斗的样子说得十分可笑。他当胸中了一弹，几乎把他打死。幸好射击者忘了将子弹放入枪膛内，向作家射过来的只不过是一梭盐粒；另一个射击者把打猎用的大号铅弹放在火药后面了，所以作家安然无恙。另有一人发射迟缓，还有一人只有一支木枪。总而言之，他有令人惊异的福气，至今尚未受到任何致命伤，说不定正因为这些人想要杀死的可怜虫本来就没有多大生命力的缘故。

　　①即化装舞会上穿的大袍。

　　②指司各特直到一八二七年一直使用“威弗莱的作者”这个化名，而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名。

　　本书作者不得不说，不论别人怎样千方百计给他造成傲慢自负的名声，对他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人家给他安上什么好运气，实际上为的是讥笑他。都兰地区已经为法兰西的荣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法国生了两个伟人：拉伯雷和笛卡尔。这两位天才之相互呼应的程度，比一般人意识到的更甚：这个人用讽刺史诗的形式，那个人用数学方式表明、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哲理上的怀疑。这是耶稣教或者自由思考的恶果，正是自由思考产生了拉伯雷的书——不信宗教的人的圣经。一个外省生了这两个伟人之后，就应该允许它休息了，于是在都兰地区大家都休息。所以本书作者比任何其他外省的任何法国人都有权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并且向那些对他的书吹毛求疵的人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他的作品上并没有写上“Fema！”①这样的卷首格言，而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改题的“Fame！”②由于有时他要自己出钱才能出版作品，他也可以题上孟德斯鸠那句话：ProlemsinematrecreFatam③。直到某种程度上，这些题辞用不著作其他解释。

　　①拉丁文：声名卓著。

　　②拉丁文：出于饥饿。

　　③拉丁文：无母出生之后代。

　　不过，下列解释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作者少有闲暇，出于与那位伟大的苏格兰人不同的原因，他不免也有这样的毛病，那就是他写一本书的时候，对于会写到哪里去，他并不比批评家和读者知道得更清楚。如果他放弃了最初的构想而采用制订了最初的提纲之后又突然冒出来的一些设想，肯定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新冒出来的想法更好，更不消说劳动力更便宜些，制作人物服装要的衣料要少一些，描写用的颜料花钱要少些。诸位看到了，有许多小小的考虑。那些抱怨得最厉害的人对这些细节是了如指掌的，可他们偏偏乐于起哄，鼓动公众去反对制造商。这种居心不良使文艺批评界沦为无原则的争吵。与“prolemsinematrecreatam”这本没钱而生出来的书相比，这种状况更叫文坛丢人现眼。

　　谁知道呢！偶然是个好工人，说不定它会担当起答复这些致人于死命的叫嚣的重任。很可能所有这一块块材料日后会拼成一幅镶嵌画，只是可以肯定，它不会象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镶嵌画那样以金色为底，也不会象古代的镶嵌画那样以大理石为底，也不会象佛罗伦萨的镶嵌画那样以宝石为底，它将用最普通的陶瓷镶成，意大利的某些乡村教堂便是用这种材料建成的。这种镶嵌艺术品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耐心，而不是才华，也表明因为真正缺乏建筑材料和施工手段而过分节俭。但是，也正象在那些教堂中一样，这一建筑的大门上将有千百个全身像，在这个边框中还会呈现出一些侧影，一些圣母会从她们的紧身衣中走出来向行人微笑：人们不会将她们当成是拉斐尔、柯勒乔、达芬奇、萨托的圣母像，而是当成低劣的、毫无价值的圣母像，就象贫困的艺术家们在意大利那个国家里沿着道路在城墙上画的那些圣母像一样。人们会看到，建筑师怀着善良的愿望要表现出某种精心安排的顺序，他试图在三角楣上装饰花朵图案，在飞檐上装饰雕刻，树起廊柱，加长中殿，为几个受苦受难的圣女像树起祭坛。他也努力在滴水嘴上装饰怪物，在两个支座之间加上作怪相的丑脸。他把从仿石刻制品铺子里买来的天使像点缀在这里那里。大理石太贵了！他象穷人那样干，象巴黎市和内阁将纸团放置在公共建筑物里那么干。嘿，见鬼！本书作者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不属于利奥十世的时代；他是一个贫穷的都兰人，而不是一个富有的苏格兰人嘛！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没有存款的人，不能要求他向诸位献出与一个文坛霸主相同的书。

　　批评家们说，一般人也鹦鹉学舌地说，这与金钱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请诸位把这些道理拿到上议院去讲讲，对他们说，金钱对于建成一座大厦毫无意义！那你就会看到代表每个区的座椅都会跳起来，并且发出疯狂的叫喊！卢本斯，梵·迪克，拉斐尔，提善，伏尔泰，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牛顿，居维埃，如果他们没有宽裕的生活来源，他们能树立起自己作品的大厦吗？冉－雅克·卢梭不是向我们承认，《社会契约论》是一座大厦的一块石头，而他后来不得不放弃修建这座大厦吗？我们还只听到了一个冉－雅克·卢梭的抱怨，他终于被忧愁和贫困夺去了生命。本来可以继承伟大画家传统的籍里柯①这样的人，本领全面、可与往昔的天才媲美的作家们，当他们遇不上财运的时候，便死掉了。要将他们的思想或画面变成作品，财运必不可少。如此而已。本书作者与那些名气很大的无名氏相比，除了生活艰难这个秘密以外，并无其他相象之处。所以，本书作者也要宣称，很可能他自己的作品也会象如今仍在帕维亚，佛罗伦萨，法国以及到处可以看到的那样，一切都已开始，后来却搁置在那里，没有一样竣工。

　　①籍里柯，法国画家，死于一八二四年，当时年仅三十三岁。极有天赋却未获得多大成功。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篇对批评界的回答，印行时是不付作者一文稿费的。他将自己的作品比作一座大厦，已提到的各位批评家自然会认为太野心勃勃，恰似你本已渺小到肉眼看不到任何可资比较的地步了，还要将自己比成什么渺小的东西一样。这篇如此粗野、糟糕、令人作呕的答复，与我们处境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紧密相连。这篇答复说明，大部分法兰西作家都必须靠他们的作品生活。从本书作者的角度来说，他坦率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善于靠一点点东西过活。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是一位作家，以其姓氏及其才华所特有的观察细致而大名鼎鼎。他在论及《费迪南七世治下的西班牙》①时，曾就上述问题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①这部书于一八三八年出版，共四卷。

　　为使本序言更加生动，本书作者很愿意引用这篇文章。这篇文字对贫困作了那么精彩的赞颂，以致无论是谈及自己的贫困还是靠自己墨水瓶的难产作品生活的作家所处的贫困境地，我们都无需再感到脸红。这篇文章虽然文思美妙，但其中含有对几个倒霉蛋的激烈攻击，不能不加以驳斥。再说，这篇文章抨击的人，本人恐怕不敢回击，而一个自由而贫穷的作者却可以自由自在地为大家说话。下面便是德·居斯蒂纳侯爵文章的片断：

　　在法国，以其言其行向文学生涯致敬的，只有卢梭一个人。他不靠自己的著作，不靠出售自己的思想生活，而是抄写乐谱，是这项生意供他衣食住行。盲目的人将这高尚的榜样说得那么可笑，但在我看来，只这一桩便可补赎他一生的过错。他的行为是用行动来鼓吹一个道理，因为如果没有他因自己的著作而得到的声名，他为抄写乐谱去受苦受累是根本不值得的……

　　笔者在此大胆打断这位作家的话，向他保证：他虽然不会抄写乐谱，做纸花的本领倒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他的著作给他带来的虚名能叫他的花束卖上好价钱，与他靠写书赚来的钱数目差不多的话，他还会乐不可支地进行这种行为的美妙推理：他再不用兜售自己的书，而要抱着制作精巧的一束束花去卖给富有的爱好者了。比利时将法兰西作家剥个精光，使他们堕入最见不得人的贫困、自杀、疯狂之中。专栏作家和记者对此种情形了解得清清楚楚，但为维护国格，不准揭露。说不定比利时大老爷们会抓住这种心理而将他们国家在这里犯下的残酷罪行洗个干干净净。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德·居斯蒂纳的妙文上来：

　　在这类自造的假象中，有一种骨气，比起其对手的夸夸其谈来，这种骨气要高尚得多。他预感到并且以其生活方式事先证明了一个救世主时代的到来。我们没有看到这救世主登台，这个救世主就是天才。从日内瓦哲学家①那玩世不恭的高傲中，人们可以看到各位希伯来先知伟大形象的某种再现。这些先知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种象征，目的是要向追求正义的人证明他们预言的正确性。可怜的卢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尊严与那些慈善商人大发文坛横财、伏尔泰及其遥远的继承人博马舍，绝不可同日而语……

　　①指卢梭。

　　笔者不得不再次打断这篇妙文，指出：伏尔泰从未出售过自己的文稿：他与接受他文稿的出版商打过官司。伏尔泰的财富来自摄政时期办理的一笔利息为百分之二十的终身借款，财务总监建议他把摄政王的赠予以及他个人的钱财拿去投资。伏尔泰早就预感到自己会长寿，而且从青年时期起就有极为可观的收入。宫廷对他赏赐极丰。他四十五岁时，法兰西国王封他为宫廷内侍，他也曾任过普鲁士国王的内侍。他维护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就《查理十二史》给了他丰厚的酬报。他还有法兰西学院那份一百个路易的薪俸，并在好几个国王金库中领取补助金，等等。博马舍在剧院领取稿酬时已拥有一千万财产。他对剧作者收入微薄十分气愤，把他们全请到自己猴子街的公馆中去住——这公馆现在尚未拆毁——，并叫剧作者联合起来向演员宣战，为的是叫剧作者们能从法兰西剧院的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博马舍若生活在路易十三治下，布瓦洛也就不会去向路易十四说出那番可怕的话了：“陛下，向高乃依施舍一点粥汤吧，他快饿死了！”

　　上述二人虽然智慧大放光华并因此腰缠万贯，只不过是如今人们称之为作家实则为思想批发商的首领。这些书籍贩卖商，这些作者加书商，把我国文坛变成了一个农庄，与一块甜菜地或油菜地一样赚钱，也一样到处是灰尘和粪便……

　　（油菜或甜菜，我们的油菜对我们却是珍贵的！）①……

　　象他人一样，我愿意拿我能有的才华作生意，象称金子一样称称我的才华。然而，我永远不会为了提高其价格而口出谎言，哪怕是为了赚一口饭吃。但在不歪曲我的精神作品的情况下，我要尽量给它们卖个好价……

　　①此句由莫里哀喜剧《女博士》中的一句话演变而来，那句话是：“尽管有人要说它（肉体〕是臭皮囊，这臭皮囊对我却是珍贵的！”（第二幕，第七场）

　　如果能用《一千零一夜》中那种魔术将德·居斯蒂纳的心装到一个只靠自己笔杆过活的穷文人身上，一天之内他就会体验到贫困的滋味并且堕入贫困在你每一步脚下布下的深渊。那时，对于那些能够漂浮其上而没有送掉性命的人具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他就会绝不讨价还价地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品德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个文人宁愿受穷也不愿靠自己著作的成品去发财致富，在这方面，卢梭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这一天才行动比文笔优美的一切魅力都更有价值。直至今日，卢梭的才华所产生的，更多的是模仿者，而没有产生象他那样的傲骨。不过，时间会给我们预备下什么，谁又知道呢？富贵完全可以与荣华分家，也必须指望着有一天荣华最终也会与富贵分家。为金钱而争得的荣华，虽然叫人满怀希望，又很容易得到满足，只不过是个幻影，是对真正荣誉的一幅讽刺画。真正的荣誉伴随着声名卓着，虚假的荣誉则篡夺了天才统治的使命和地位，从而推迟了天才之治。只要我看到精神产品进入社会产品的清单，就象机器绣花布或机织毛线那样，我就要说：有头脑的人没有找到他们的地盘，这些人是商人，是与所有其他商人一样的说谎大王。因为一切商业均堕落为谎言，而真理商人的谎言应该比在尺寸上弄虚作假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欺人的才华不仅仅盗走金钱，还将人的思想引入歧途……

　　可叹！为报纸撰稿的人将自己的批评建立在谎言基础上，以满足自己那种宦官对美人占有者或风笛占有者的仇恨。哪个受到诽谤的作者不想看到一位土耳其法官把一个记者的耳朵钉在桌子上以惩罚他所说的谎言呢？本文作者首先要回答德·居斯蒂纳先生说，卢梭在《忏悔录》中详细谈到他与阿姆斯特丹的马克－米歇尔·雷伊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最后马克－米歇尔·雷伊同意给他六百法郎终身年金，其中一半可以转移到泰蕾丝名下。此外，作者还要指出，那个时代，手稿的售价与今日不同，那个时代书价较高，读者数目极其有限。孟德斯鸠议长①并未很快见到《法意》的第二版。如果国王没有将王家印厂置于自己的淫威之下的话，布丰大概就要因自己出版书籍而倾家荡产了。任何一本文笔高超的书，不花大量的修改费用，是无法付印的。这些修改花费很大，凡夫俗子是不干的。夏多布里昂进行很多修改，已故的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亦如此，伏尔泰亦如此，所有与法兰西语言战斗的人皆如此。卢梭向我们透露，他用令人叹为观止的耐心斟酌工夫去代替校样的排字过程，每天深夜他反复吟诵自己的字句，直到这些字句使他的耳朵感到满意为止；他反复抄写这些文句，直到双目看上去那结构十分悦目为止。笔者也和德·居斯蒂纳一样赞美卢梭的贫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贫困是傲骨之诗。但是笔者不认为卢梭会由于他写的书这种成果而发财致富。狄德罗尽量从自己的著作中得到好处，而且也享受着同样的名气，但是，如果他不是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一样会穷愁潦倒。最后，卢梭甘心与一个厨娘生活在一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可归入玩世不恭范畴的性格。我们不要反着来，从气质不同这个似乎相当符合逻辑的回答去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绝对一些吧！

　　①一七一六年孟德斯鸠继承他伯父的爵位和产业，并成为他伯父的波尔多议会议长并法院院长职务的继任者。

　　自然，对于天生贫困的大人物来说，生活只有两面：要么是乞讨，如荷马，塞万提斯及其他人；要么是无忧无虑，如拉封丹，马基雅弗利和斯宾诺莎；要么是冉－雅克那样的玩世不恭。这是同一体系。要么是象卡尔德隆，洛普·德·维加，狄德罗，雷纳尔，米拉波，瓦尔特·司各特，拜伦爵士，维克多·雨果，拉马丁那样打定主意将自己的诗作etuttiquanti①到市场上售出。德·居斯蒂纳侯爵继承来的家产使他可以蔑视用自己的笔杆可能会赢得的财产。这篇赞美酒神的文字，如果不是出自德·居斯蒂纳侯爵的笔下，而是出自他人之笔，可能会更精彩。但是，是否这样就站得住脚呢？拉辛曾经后悔收取版税，他真希望自己相当富有，而丝毫用不着出售自己的缪斯。实际上他与布瓦洛一样，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得到国王许多金钱馈赠。他们为国王的统治歌功颂德写下那历史性的几行，国王则用相当于今天十万法郎的价格付了款。

　　①拉丁文：以可观的价格。

　　让我们大胆地说出来吧！伟大的作家应该是自己国家的寓公。德·居斯蒂纳所说的“那一行”要求生活井然有序，不能有物质方面的忧烦，也不能有烦心的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各国认为他们的寓公已经太多。国家委托官僚们喂养的鸟类数量过多，这些人没有任何办法识别夜莺和狂妄的麻雀。麻雀栖在当权者的肩膀上，对他进行肉麻的吹捧，扑到谷粒上去。从前不论什么朝代，开明的或是选择得当的国王，贵族大老爷，总而言之，以成为传奇的那些了不起人物为代表的每个世纪的最高智慧层，都能叫天才人物没有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受困窘地从事创作。赋予才子的这种平等权，有许多杰出的先例，当然也会遇到想廉价得到保护的蠢才，在可怜的慈悲善举外衣下掩盖自己复仇之心的嫉贤妒能之辈。

　　塞万提斯和列尔玛公爵①，高乃依和任凭他生活拮据的财务司库们，就是证明这一点的现成材料。拉萨布利埃夫人和爱尔瓦尔夫人这慈善的两姊妹，热心照应拉封丹，也分享了他的荣誉。象她们这样的人并非俯拾皆是。腓力二世这位可怕的君王，同意免除艺术家的一切公民、爱国、财务负担，他的敕令与国民自卫军对一些著名作家的折磨、与议会批准十万埃居鼓励国民自卫军干这种事，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请注意倾听！）艺术！

　　科学！

　　文学！

　　①列尔玛公爵（1552—1623）在西班牙腓力二世治下曾任首相。

　　弗朗索瓦一世派人给拉斐尔送去盛在金钵中的十万埃居，而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结果画家以《耶稣变容图》来作答。这是完全由拉斐尔画成的几幅画之一，罗马宫廷不想把画交出去。如果用钱来计算，这幅画完全可以抵得上那笔钱。查理九世艳羡的诗人可以从王家金库中取钱。

　　此外，从前，智慧对于掌权的天真人物会产生影响。而在今天，这种慷慨则会带来智慧受控的结果。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昔日不论什么离经叛道论，都有公子王孙和靠山保护他们：维护路德的人当中就有几位君主。弗雷德里希大帝是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朋友。今日的君主中，有谁能象拿破仑那样慷慨大方？拿破仑虽然被人指责压制精神产品，但是当他得知与他为敌的谢尼耶①因为考虑不周买了一处动产而经济拮据时，便派人给他送去十万法郎，而且不让他知道这笔钱来自何人。如今，最叫人可怜的文坛穷汉写出一部最动人的故事，大概也只能得到五百法郎的施舍。一个人有艺术、科学、文学保护主那样广阔的胸怀，还会当衙门官僚吗？如今，他们对受贫困折磨的有识之士不闻不问，他们想到的是那些庸才。这些庸才用泰利埃尔高级纸张给他写申请，而一个穷愁潦倒的诗人在自己的口袋里并不是时时总能找到买这种纸的钱的。这难道不是出高价买笼头么？如今只有对报纸立的功劳才给钱：他们歪曲事实，而不树立艺术作品。显然，一八三〇年以来应征入伍的人当中，可以说除了梯也尔，巴特莱米②和米涅这三个人之外，现政权只叫庸才发了财。

　　①安德烈·谢尼耶已于一七九四年被处死，这里显然是指其弟、共和派玛丽－约瑟夫·谢尼耶。

　　②巴尔扎克举这几个例子可能是说反话，因为梯也尔的发财致富与文学并没有多大关系；而路易－菲力浦给讽刺诗人巴特莱米钱，并不是为了叫他写作，而是为了叫他不要开口。

　　所以，文学作品著作权是一种新的需求。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如果看到交易所里精神产品也象工业产品那样标价的话，他才会洋洋得意。正因为书籍没有象油菜或棉花那样被交易所接纳，作家们才在活着时被比利时敲竹杠，死后又根据荒谬绝伦的国民公会法受到盘剥。当执政者将承认文学作品著作权看成是失去了一个收买手段，象德·居斯蒂纳先生这样的杰出思想界人士从荣誉感这个根本问题上对著作权进行攻击时，对于著作权如此不予重视，就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法兰西文学已经相当贫困化，由于有盗版和通俗笑剧，它还受到死亡的威胁。盗版从作家手中夺走他日夜奋战的成果，通俗笑剧则对法兰西文学种下的树木进行择伐。在法兰西文学家中，人们并不责怪它靠比利时盛宴的残羹剩饭活命。

　　在法国之所以还有书籍出版，全靠法兰西语言及其杰出的文学成就其最美好的成功。这是因为一刀纸、两支鹅毛笔和一瓶墨水还只值五百法郎到一千法郎，按照这个价目，有的作家还吃得起面包。

　　这洋洋数千言并非离题万里，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文学的说明。笔者创作的作品片断就深受商人口味与合适与否那心血来潮的规律之苦。某家报纸要求某一片断既不太长，又不太短，能排进几栏，价值若干。作者走进买自己作品的商店，说：“我有《纽沁根银行》！”碰巧《纽沁根银行》长短、肥瘦、价钱都合适，可是内容涉及棘手的事情，与报纸的政治倾向不符。于是《纽沁根银行》就滞留在作者手上。“那么，你们买《电鳗》吧？”《电鳗》是个小暗娼，人家已经为《老姑娘》大喊大叫了。我们的读者天天看《法庭纪事》上那些可怕的事和广告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读到《老姑娘》里面科尔蒙小姐那过于肥硕的胸脯啊，一个诺曼底小暗娼为了叫虔诚的女士们和一个放荡汉子给她凑齐去巴黎的不多的盘缠而假托自己身怀有孕那种滑稽可笑的弄虚作假啊，已经大喊大叫了。给我们写个介于说教与文学之间的东西吧！又能占满栏目，又不要闹得满城风雨；有悲剧味道，又没有什么危险；有喜剧味道，又不滑稽。绞死一个人好了，但是既不要描写无能的商人，也不要描写胆大包天的银行家。哪有这种人哪！”这些画于是退回画室，怎么办？把它们放在头两卷中陈列。必须承受书商的苛刻要求。书商来了，他就要两卷，不多不少，或者要一截故事，要求你把它铺展开去。对于开本大小，他有自己的习惯；对如何留空白，他也坚持己见。他们如今恨透了人称《阿道尔夫》，《保尔和维吉妮》的那美妙无比的十八开本。诸如此类。

　　那么，诸位，无论你们笑话这种事也好，为这种事悲泣也好，你们相信艺术会为此而受到损失么？艺术可以适应一切，可以到处安身，可以蜷缩在角落里，在烤炉的紧里头，在穹顶的弓弯里。不论赋予它什么形状，它能在一切事物中闪闪发光。从前就是这样的。一天，米兰多明我会修道院住持来找一个名叫列奥纳多①的伟大机械师、伟大作家、伟大画家，对他说：“我的饭堂头上有一堵墙，不太高，可是太长。

　　①即达芬奇。

　　你得留心一下，看看能在那个地方搞点什么。”列奥纳多就在那里画上了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壁画之王。至于本书作者发表作品那莫名其妙的或没有条理的方式，这是当前形势的过错，而不是作者的过错。现在吞噬文坛、而且还将长期吞噬文坛的丑恶，有千种万种毛病，其中之一就是比利时对法国作家搞盗版，这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奇耻大辱。不管德·居斯蒂纳先生高兴不高兴，如果这是事关棉花包，这种偷盗行为很快就会受到惩治。请各位作者放心，尽管法兰西在其新徽章中享有一本书，可是当局不会有一个人把作者的利益当回事，他们明天也不会开什么代表大会。本文作者之所以将文坛、新闻界的丑恶当众抖搂出来，主要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亲身体验的许多苦难，为了辱骂他的一些人。

　　辱骂给这些人带来餬口之物，本文作者也就原谅了他们，同时也悲叹如此有聪明才智的人竟然沦落到从事如此丑恶勾当的地步。如今法兰西文坛的命运注定与书商和新闻界紧密相联：报界在税务重压下奄奄一息，书商在盗版的压力下也几乎丧命。德·居斯蒂纳先生谴责的作家们正承受着这两项不可缺少的不幸和各种苛刻要求。就在法兰西文学找到了十八世纪缺少、也说不定正是十八世纪给它带来的东西，即数量极大的读者和买主的时候，比利时抢走了它在欧洲的市场，甚至干脆连法国这个市场也抢走了。在法国百万富翁的藏书室内，你们可以找到比利时版图书。本文作者对此已大声疾呼过三次，他还要不断地呼吁！事情只涉及他个人时，他极力一笑了之。但是在事关文学共和国的大事时，他自然会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如果他拥有博马舍的一千万和公馆，这个伤口就不会存在了：法国作家们就可能叫这伤口愈合了。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象《费加罗》的作者将他们召集在一起时那样聚集在一起。那时节，文学共和国还顾及体面，如今人们已将这些践踏无遗了。

　　无论哪个作家，有些才华，都不应该为此而傲视一切。才华有如贵族出身，纯粹得自偶然，自己得到这一馈赠，应该请别人原谅。但是，对于几乎击倒歌德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种种困难，如果我们能战胜它们，则是可以稍事炫耀的。不过，本文作者不希望诸位无视这一点，即：在他修建自己作品这座大厦时，他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和支持，而且在工具、工人、原材料和施工等方面到处遇到令人灰心丧气的障碍。

　　这篇大实话已经解释了很多事情，但这还没有完。都兰地区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拉伯雷和维尔维尔都直截了当地说过。考虑到现代的假正经，咱们可以将这句话译成：“不可能同时占有所有的仙女。”除非什么都不干，否则艺术家总是不得不同时开始创作好几部作品，最后是完成其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安德烈·德·谢尼耶最美妙的一首哀歌描绘的就是他大脑里的这个作坊。谁不是皮包里有千百个题目，有的刚开始，有的差不多已经写就呢？每个作家那或大或小的领地都处于这种混乱状态之中。这有助于本文作者展示他的清白，因为他背负的不仅仅是长篇连载，还有对他感兴趣的正直的人们，这些人的数目比他想象的更多。

　　在他酣睡时，邮车的马匹疾驰而来，给他带来了一封信。

　　寄信人是个陌生人，他从德国一处穷乡僻壤给作者写信，诘问他有什么权利不将《幻灭》完成，搁置在哪里？还有一封信，是外省的一位公证人写来的，责备他没有描写象葛兰狄松和阿波隆·杜·贝勒维代尔那样的公证人，既然这一行里确有极为正直、漂亮的男儿。总之，有千百种同样严正的要求来打乱一个穷作家的写作计划，他制定写作计划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平静和家用开支。《幻灭》之所以一条腿先迈出去，就象巴黎城内那些石头等距离前突的墙，等待着与别的石头连接起来一样，那是因为当时只有一本书的席位，而没有两本书的席位。作者在《幻灭》的前言中已经谈过这一点。当书商非要将一本书的书脊加厚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前言对读者毫无用处而对书商大有好处了。写前言毫无风险。诸位之所以在这里见到许许多多公务员，而很少有出类拔萃的女子，这个过错用上述理由是可以解释的：公务员已经准备停当，安排就绪，写就，而出类拔萃的女性尚待描绘。

　　你们之所以看到《纽沁根银行》与其相对应的画幅《赛查·皮罗托》分离（批评家先生们，这与达芬奇不能相比），那是因为《信使报》①的饭堂里只容得下一家花粉铺子②。

　　①一八三三年创办的一份日报。

　　②《赛查·皮罗托》是《费加罗报》作为额外赠品赠送给自己的订户的。

　　《电鳗》这个故事，有一天诸位会感到在所有的故事中，它最为动人。它之所以被拦腰切断，突然结束，请你们去怪罪出版商，因为他们抱怨说已经多出了五个印张，每本书只能有二十五个印张。而且文学内阁九月份没有足够的钱印完三部书，他们要买大桶收葡萄，他们当然做得对！喝了酒才能看书嘛！待到法国作家不再为比利时制造手稿之日，待到他们除了在人权旗帜下他们的作品成果自由流动、允许他们交付捐税或化装成巡逻兵的宪章神盾之外不再有别的靠山和财源之日，他们就会相当富有，不再留恋包税人早在伏尔泰的青年时期就叫他发财的时代；他们就会行动相当自由，可以整部地发表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分成片断发表了。而现在一本书的法国版事实上是寄给比利时人的复制品，是作者在得到的稿费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自己又要为修改付钱的复制品。再说，布丰是怎样发表他的作品的？也是分成片断发表的。

　　本书作者预料他还会受到别的责难，其中包括谴责他不讲道德。对这一点，他已经清清楚楚地解释过了：他打定主意要如实描写整个社会，包括品德高尚、光彩照人、伟大、丑恶的各个部分，包括各个阶层混杂的紊乱状况，混杂的原则，新的需求以及旧的矛盾。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他是历史学家更甚于是小说家，何况批评界也许会这样责备他，正象他想如此自我表扬一样。只是他可以补充一句，那就是在如今这个对一切都可以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代，无论对教士还是对诗人都再也不相信的时代，昨日歌颂的东西今日全放弃的时代，是不可能有诗意的。他认为除了描写社会的巨大病症，就再无其他好事可做。要描写社会的巨大病症，只能与社会一起描写。疾病就是病人。

　　对了，还有那位公证人的意见！作者对公证人的仇恨，并不甚于对组成社会的各部分情形的仇恨。他认识善良、聪慧的公证人，正如他认识可爱的老姑娘，令人尊敬、几乎成为贵族大老爷的商人一样，特别是自从这些人从柜台进入元老院以来，就更其如此。本书作者经常与一些品德高尚的市民女子、良心上没有任何微瑕的贵族妇女往来。但是，在一部小说中，怎样安排一个品德高尚又是美男子的公证人呢？品德高尚，又是美男子，这似乎不合文学味，这两种品质相互冲突。品德高尚的公证人无论如何不能占据剧场楼下的前排座位，司法界人士、执达吏、公证人、律师、法官等一向是不到那里去的。在戏剧中有一些倒霉的等级。正象某些公证人那样，在文学中，公证人总是个戴假发、领巾，不怎么讲话的小角色。当然无论在哪一行里都有聪明人和傻瓜。本文作者曾力图抬高公证人的地位，指出公证人远远不是那种无言无语、可有可无的小角色，而与小说家临摹的业主、法官、金融家和千百个原型同样可笑，同样邪恶。他也很为触到了某些痛处而洋洋得意。指出世风演变所造成的灾难，是书籍的唯一使命。哪一天比利时不再盗用作者的手稿，作者大概会叫一位公证人来为他起草合同。为了与这一方面的人士和平相处，本文作者在这里正式作出承诺，要描绘一个漂亮的公证人，一个精彩的公证人，一个真正的公证人，一个客客气气的公证人，一个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公证人，一个可能腰缠万贯的已婚公证人，一个一如既往得到其顾主的深情、尊敬和金钱的公证人，总而言之，一个会使所有公证人满意的公证人，必须购买这部作品的公证人。所有的公证人事务所都将争相购买这部作品。如果发生这种事，那将是本文作者在银钱方面获得的唯一成功。考虑到作品的难度，书的价格将比一般定做的作品高一些。本文作者确信，这个王国中没有一个公证人会心疼自己的钱。对啦，无论是对文学最无知的乡村公证人，还是巴黎服饰华丽的公证人中诗歌口味最难调的公证人，最粗暴的，还是性情最柔和的，最诡计多端的，还是最天真无邪的，看这部肖像温文尔雅的书的时候，都会象一个女人终于找到合自己心意的崇拜者时那样说：“他真是把我理解透了！”

　　不过，如果其他的社会等级也提出要求，如果诉讼代理人，执达吏，老姑娘，商人，银行家，所有有权受到公众尊敬的人——这包括法国人的绝大多数——都写信提出同样的要求，本文作者可就无法叫他们个个心满意足了：那样，他作品的每一页都会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碑文相差无几。在那公墓里散步的人中间，你想找到一个正直的人，比在坟墓中找到一个坏蛋还容易些。

　　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于雅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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