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热公爵夫人(9)_巴尔扎克

九

　　如此说来，圣日耳曼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馆富丽堂皇，花园很大，到处安谧宁静，与其往日拥有的大量地产十分相称。一个阶级与整个都城之间这一空间距离，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二者之间应有的精神距离么？世间万物，头占首要地位。万一某个民族将其首脑打翻在地，它迟早会发现，它已经自我毁灭了。各民族不愿死亡，于是要设法再生出一个头来。一个民族再也无力使头再生时，它就要灭亡，如同古罗马、威尼斯及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一样。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与上层社会之间风习各异所带来的差别，对贵族阶级头面人物来说，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国家，不管“政府”以何种形式出现，一旦贵族失去了绝对优越的条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民众就会立即将他们推翻。民众总是希望财富、权势和行动掌握在贵族手上、心上、头脑中。言谈、智慧和荣誉，没有这三重的权势，一切特权都会烟消云散。各层民众，如同女人一样，喜欢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强有力，如果没有几分敬畏，他们的爱情便无法维持。谁不令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是不会对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视的贵族，正如同懒惰的国王、女人气的丈夫一样，因为无能，才变得无用。所以，大人物均与民众隔离，且有其独特的风习。一言以蔽之，贵族集团的一般举止习惯，是真正权势的象征；而他们失去权势时，这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

　　圣日耳曼区之所以暂时被压倒，就是因为它不肯承认，要存在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其实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么难事。它应该象英国贵族那样，诚心诚意地及时看到，各种制度都有其多灾多难的年头。到了那种时候，同样的词句已经不具有同样的含义，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政治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形式，而实际内容并没有根本改观。这些思想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段艳史基本上发挥了这些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它既给原因下了定义，也为事实提供了注解。

　　庄严雄伟的贵族宅邸及高楼大厦，内部处处富丽堂皇，陈设精美华丽，构成了一个“场地”。还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运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中，从不受到任何冒犯；惯于从来无需降低身分去计算日常生活细小开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贵族的传统习惯所赋予他的社会力量，他的对手即使通过学习、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难与之抗衡。一个从童年起即拥有这等特权的人，一切都应该使他的心灵变得高尚，给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码的功效也应该是具有与其高贵姓氏相称的高尚心灵。从某几个家族来说，确实如此。在圣日耳曼区，这里那里，也会遇到行为高尚的人。但这只是些例外，从反面证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这普遍的自私自利，导致了这个特殊阶层的失势。法国贵族获得上述那些优势，正象一切贵族的精华都获得了这些优势一样。只要他们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各国的上层就会产生贵族的精华。无论是在地产领域也好，还是金钱领域也好，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唯一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在民众同意给他们这些优势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自己能保持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各式贵族才能保住这些优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世袭领地，其“隶属权”属于领主。这里所说的领主，今天自然就是民众。时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过去一个方旗骑士，穿上锁子甲、长矛挥舞得好、出示长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个方旗骑士则需要表现出智慧。过去只需要胆量的地方，今天则需要肥硕的大脑。艺术、科学和金钱形成了社会三角，权力的盾形纹章就镶嵌在这个三角之中，现代的贵族也必须从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定理与一个高贵的姓氏具有同等的价值。罗特希尔德家族，这当代的富盖家族①，事实上是王子。

　　①富盖家族是沃斯堡的银行家，从前是德皇查理五世（1500—1558）的债权人。罗特希尔德兄弟，犹太银行家，于一八一二年在法国定居，在七月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中极有权势。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单枪匹马征服整个社会并强加于社会的本领，当今的贵族应当集所有这一切之大成，努力攫为己有，正如往昔贵族阶级垄断了物质力量一样。为了保持一国之首的地位，难道不需要一贯称职地领导国家，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精神，才能使国家听从指挥么？没有发号施令的本领，怎么能牵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备手执权杖的军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帅的权杖又有什么用呢？圣日耳曼区曾经玩弄权杖，以为那就是全部权势。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词序。它本来应该将刺激平民的贵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权势，结果却让资产阶级抓住了权势，自己死死抓住贵族家徽不放，而且总是将自身居于数量劣势而不得不服从的必然规律忘在脑后。人数勉强占社会千分之一的贵族阶级，当今也好，往昔也好，都应该大量增加其行动手段，以便在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以同等的力量与民众相抗衡。在当代，行动手段应该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回忆。不幸的是，法国的贵族依然沉醉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往日权势之中，死死抱住那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其实用这种态度它很难自卫。也许这是整个民族的缺陷。法国人从不向下看，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进：他自己不断上升，却难得可怜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〇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都高人一等。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浑然一体。本来这些习俗只应该是生活的次要部分，当它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时，那就是低级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家族胆敢自忖：我们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权了呢？一八三〇年他们只好与诡辩者一样甘拜下风。圣日耳曼区，不能象大人物一样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却象暴发户一样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面前证明了，复辟的贵族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组织了政权和财政，从这一天起，这个阶级便患了不治之症。现在只能是寡头政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偏偏要搞贵族政治。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凡是比较机灵、仔细阅读英国上议院议员姓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①。当然王国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众心甘情愿。即使关系到民众的幸福，也是如此。法兰西是一个任性的女子，无论是幸福还是被人任意殴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尔公爵②的谦逊美德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过去有许多德·拉瓦尔公爵这样的人，王室长房的宝座也就会象今天的汉诺威王室宝座那样牢固了。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〇年，法国贵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时代，最贵族化的有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女人气的国家。圣日耳曼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中产阶级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兴兴。

　　①常常是平民的姓氏。

　　②即德·蒙摩朗西－拉瓦尔公爵（1747—1817），驻罗马大使，风度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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