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4)_巴尔扎克

四

　　格扎维埃对公务员生涯的痛苦体会极深。他暗自琢磨公务员越来越受轻视的原因何在；他找来找去，找到根源就在于一七八九年进行的那些小小的、不完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那场革命风暴的余波，为写伟大社会运动的史家所忽视，然而却千真万确地是我们今天的习俗之由来。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简单称作首席官员。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例如各农场，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就象商业公司的雇员之于老板一样：学一门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专业。就这样，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并从圆心得到生命。因此也就有忠诚，有信任。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头头则在一个叫做什么“部”的权力机构里飘浮不定，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那立宪政府专门喜欢庸碌之辈，热中于证件、账目，总之是象小市民一样整天忙忙叨叨。各办公室看到那些大臣们经常同四百名小人物①以及十来名野心勃勃而居心不良的人物处于勾心斗角之中，都暗自庆幸，赶忙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于是用文牍来代替积极的行动，发明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力量，叫做报告。

　　①指国会议员。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报告是怎么回事：

　　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从那时起，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也学起国王来。他们一心要在两院和朝廷中为自己辩护，结果为书面报告所左右。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不论多紧急，大臣总是说：“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于是，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这报告就象议会中立法的报告一样，是一份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而大臣也和议会一样，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各种决断都是在一刹那间做出的。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判断力就越差。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做出的。政治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象法官和医生一样，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拉布丹认为：“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他看到在法国，报告统治着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局长到国王，从省长到大臣，从议会到法律，莫不如此。

　　从一八一八年以来，一切大声疾呼的争论、翻来覆去地衡量得失，都通过书面进行。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人们总是坐而论，却不起而行。当时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官僚体制就此统治一切！各种档案、卷宗、文牍不断地增加，膨胀，而且日益美化。没有这些公文，法国就要垮台；没有这些通函，法国就寸步难行。这官僚阶层利用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互不信任为自己谋利，他们不惜诽谤政府来维护行政官员的声誉。总之，官僚体制发明了一群小人国里的人，把法国拴在巴黎的中央集权的铁链上，好象从一五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法国还没有那三万公务员时，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他们象香菌寄生在梨树上一样，依附于公众事务，而又对公众事务全然漠不关心。

　　皇族或议会迫使大臣们分担预算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服从，而又必须保留他们的部下。于是他们就一方面减少薪金，一方面增加职位，以为政府雇用的人员越多，就越强大。事实上，宇宙的规律正好相反：活动的元素少的时候才能产生能量。因此，一八三〇年七月左右的事态①就证实了复辟王朝的行政主义的错误。要使政府扎根于一个国家之中，就要懂得不是把人，而是把各种利益同它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公务员则因为政府既不尊重他们，又扣他们薪水，自然对政府持蔑视态度，就象妓女对待老嫖客的态度一样，是为了拿钱而给他干的。这种局面于政府和公务员双方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双方都能互相摸一摸脉搏，如果高官厚禄没有把小人物的声音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局面。

　　①指七月革命。

　　公务员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自保，领取薪金，最后获得退休金。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状况使公务员产生了阿谀奉承的作风。他们在部里勾心斗角。穷公务员们同没落贵族斗，而这批贵族又要资产阶级奉养他们，为他们的破落子弟争一席之地。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在这迂回曲折、荆棘丛生的夹道中行走的。他无法在这只有几个显赫人物作威作福的污泥浊水中卑躬屈膝，匍匐而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为了爬上高位也会未老先衰。他如果想当司长，不必仿效西克斯特五世①。这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出头之日。在法国，低效能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这官僚体制完全由一群鼠目寸光的人组成，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障碍。它可以把一份足以加速一个省的生产发展的兴修运河的计划，在卷宗里压上七年之久；它因循守旧，害怕一切新事物；它让一切营私舞弊之事永久存在下去，自己也赖以永存；它摆布一切，包括大臣本人；如果有一个有识之士胆敢摆脱它而自行其是，或是想要启发它，指出它的愚蠢，那就一定要受到压制。

　　①西克斯特五世，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任教皇。被任命为教皇以前，他一直伪装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被任命以后，他掷杖而起，健步如飞。巴尔扎克多次援用此例，说明能人惟有藏锋蓄锐，才会被起用，这里是说在官僚机构中，能人早已未老先衰，不必再伪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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