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巴尔扎克 > 邦斯舅舅 | 上页 下页


  有关这两个老人的心境还有待说明的一点,恰正是最难让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理解的东西,其原因恐怕是铁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惊人的大发展。这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很说明问题,因为这可以让人对这两颗心灵过分敏感的境况有个印象。

  让我们借用一下铁路的形象加以说明,哪怕算是铁路当初借我们的钱,现在作为偿还吧。今天,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速行驶时往往把那些十分细小的沙砾碾得粉碎。要是把这些旅客看不见的细沙尘吹到他们的肾脏里,那他们便会患最可怕的肾结石病,剧疼难忍,最后死亡。那么,对我们这个以列车的速度在铁道上飞驰的社会来说,它根本不经意的那种看不见的沙尘似的东西,那种被不断吹进那两个生灵的纤维组织中的沙尘,无时不在使他们的心脏经受结石病似的侵蚀。

  他们俩的心肠特别软,看不得别人痛苦,往往为自己无力救助而悲伤。至于对自己经受的痛苦,他们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年老也罢,巴黎上演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也罢,都没有使这两颗天真纯洁、年轻的心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剧烈。可怜那些贞洁的人,那些冷静的思想家和那些从没有极端行为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

  自从这两位老人结合以来,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渐渐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马车的马儿特有的那种情同手足的风格。

  无论春秋还是冬夏,他们都在早上七点钟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头去他们的学校授课,需要时也互相代课。中午时分,如有排练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戏院,其他的空闲时间,他便全用来逛马路。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俩又在戏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进戏院的,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邦斯认识施穆克的时候,刚刚得到了一柄指挥无名作曲家的元帅权杖,一支乐队指挥棒!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去求,而是当时的大臣博比诺伯爵赐给他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的。原来那个时候,这位七月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动用了特权,把一家戏院许给了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个暴发户见了脸红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马车,在巴黎城碰巧瞥见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身着一件褪得说不清什么颜色的礼服,脚上连鞋套也没有,像是忙着在探几笔大生意做,可惜资本承受不了。

  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以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

  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一八三四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宏图大略:建一座大众歌剧院。芭蕾舞剧和幻梦剧有音乐,这也就需要一个勉强过得去,并且能作点曲子的乐队指挥。戈迪萨尔公司接替的那个剧院经理部早已到破产的地步,自然雇不起抄谱员。

  邦斯于是把施穆克介绍到剧院,做一名专职抄谱员,干这个行当虽然默默无闻,却要求具有真正的音乐知识。施穆克在邦斯的指点之下,和喜剧院专管乐谱的头目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所以不必做那些机械性的工作。施穆克和邦斯这两人搭配在一起,效果不凡。施穆克和所有德国人一样,在和声学方面造诣很深,邦斯写了曲子之后,就由他精心做总谱的配器。有那么两三部走红的戏,戏中伴乐的某些新鲜段落很受行家们的欣赏,可他们把这归功于“进步”,从来不去理会到底谁是作者。所以,邦斯和施穆克被埋没在了辉煌之中,就像某些人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在巴黎,尤其自一八三〇年以来,谁要是不quibuscumque viis①,用强硬的手腕把众多可怕的竞争对手挤垮,那就出不了头;因此,腰板子要很硬,可这两位朋友心脏长了结石,限制了他们作出任何野心勃勃的举动。

    ①拉丁文,意为“想方设法”。

  平常,邦斯都在八点钟左右上他那家戏院,好戏一般都在这个时候上,戏的序曲和伴奏需要极其严格的指挥。大部分小剧院在这方面比较宽松;而邦斯在跟经理部的关系上从来都是表现出无所求的态度,所以相当自由。再说,需要时,也有施穆克代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穆克在乐队的地位站住了脚跟。杰出的戈迪萨尔也看出了邦斯这个合作者的价值和用处,只是不明说而已。那时候,得像大剧院一样,他们不得不给乐队添了一架钢琴。钢琴放在乐队指挥台的旁边,施穆克甘心情愿坐上这把临时交椅,义务弹奏钢琴。当大家了解了这个善良的德国人,知道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什么架子,也就被乐队所有的音乐师接受了。经理部以微薄的酬金,又让施穆克负责摆弄街道的那些小剧院见不到但却常又不能少的乐器,诸如钢琴,七弦竖琴,英国小号,大提琴,竖琴,西班牙响板,串铃以及萨克斯人发明的那些乐器。德国人虽说不会耍弄自由的伟大器具,但一个个天生都会演奏所有的乐器。

  这两位老艺人在剧院极受爱戴,他们在那儿如同哲人,与世无争。他们眼里像是上了一层厚膜,对任何一个剧团都不可避免的弊病视而不见,比如,迫于收入需要,剧院的芭蕾舞团里往往混杂着一帮男女戏剧演员,这种可怕的大杂烩自然会惹出种种麻烦,让经理、编剧和音乐家们大伤脑筋。善良谦逊的邦斯很尊重别人,也很珍重自己,这为他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再说,在任何阶层,清白的生活,完美无瑕的德行,即使心灵再邪恶的人,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敬意。

  在巴黎,一种美的德行就如一颗大钻石,一个珍奇的宝物一样受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哪怕她多么放肆,敢对邦斯或他的朋友耍什么手腕,或开恶毒的笑话。邦斯有时也到演员休息室走走;可施穆克只知道戏院门外通往乐队的那条地下甬道。当善良的德国老人参加某场演出,幕间休息时,他也壮着胆子瞧一瞧剧场里的观众,常向乐队的首席笛手,一个生在斯特拉斯堡但原籍为德国凯尔镇的年轻人,打听那包厢里几乎总是挤得满满的人物为什么那么怪。

  施穆克从笛手那儿受到了社会教育,对轻佻美女那传奇般的生活,形形色色的非法的婚姻方式,红角儿的花天酒地,以及剧院引座女郎的非法交易,他那个天真的头脑渐渐地也相信了。在这位可敬的人看来,正是这种罪孽的所谓无伤大雅,最终导致了巴比伦的堕落。他听了总是笑笑,仿佛是天方夜谭。聪明人当然明白,拿句时髦的话说,邦斯和施穆克是受剥削者;不过,他们失去了金钱,但却赢得了敬重,赢得了别人善良的对待。

  剧院有一出芭蕾舞剧走红,戈迪萨尔公司转眼间赚了大钱,事后,经理部给邦斯送了一组银质的雕像,说是切利尼①的作品,其价值惊人,成了演员休息室里的谈话资料。这套雕像可花了一千二百法郎。可怜的老实人非要把礼物退回去,戈迪萨尔费了多少口舌才让他收下。

  ①切利尼(一五〇〇—一五七一),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一五四二年由法国国王批准入了法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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