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啡(2)_布尔加科夫

二

　　我哆嗦起来，直打冷战，这些印象一时间真让我承受不住了。过了好多天，我才习惯这新的环境：这医院的几栋平房，在这十二月的黄昏里，仿佛是接受了军令似的，一下子全都燃亮了电灯。

　　这灯光让我感到刺眼。浴盆中，水声哗哗，脏兮兮的木质水温计在盆里时沉时浮，尽兴闹腾。儿童传染病科里，整天是呻吟四起，不时传出孱弱尖细的、甚为可怜的哭泣声，嗓音干哑的咕嘟声……

　　助理护士们在奔忙着，跑来跑去……

　　我心头总算轻松了，如释重负。我再也不用去承担那种性命攸关的责任——那责任要求不论这世上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将其承揽。人家患了疝气，我不再有什么愧疚了；有雪橇开来，运来了胎儿横位的产妇，我也不再哆嗦起来；有人患上脓性胸膜炎，需要手术切除，这事也不再与我相干了。……我平生头一回感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其责任范围被某种框框限制了。要分娩？——好，请到那边——那栋矮矮的平房，那边——那个挂满白纱布最靠边的窗户就是。那里有产科医生，就是那个惹人可爱的、胖乎乎的、留着一副火红色小胡子、已经有点儿秃顶的家伙。这是他的事。请把雪橇掉转头，开到挂满白纱布的窗子那边去！情形复杂的骨折——有外科主任哩。是肺炎吗？——那就到内科，找帕维尔·弗拉季米罗维奇去。

　　噢，这所大医院，犹如一台庞大的机器经过了整修上油，正在全速运转！而我呢，则像是一颗按预定规模磨制出来的新螺丝钉，被拧在这机器上了，进入运作之中，而承接了儿科。于是，什么白喉呀，什么猩红热呀，便把我整个儿弄得团团转，不得空暇，它们耗去我的一个又一个白天。不过，只是白天。我便每天入夜才去就寝，因为那时我的窗下再也不会传来那种凶多吉少的夜半敲门声，那声音会把我弄起来，召唤我去冲入黑暗直面危险，迎战不可避免的厄运。每天晚上呢，我便埋头读书（当然，第一个念头便是攻读那些有关白喉和猩红热的著作，后来不知怎的，对菲尼莫尔·库珀①也怪有兴趣的了），而十分珍视桌上的这盏灯，茶炊托盘上那灰色的炭渣，已经凉了的那杯茶，足足一年半的寝睡不安之后而拥有的这睡眠……

　　在我从那个风雪弥漫的荒僻地段调到县城之后，在一九一七年那个冬天，我可是那样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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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菲尼莫尔·库珀（1799—1851）：美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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