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54)_奥威尔

五十四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

　　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

　　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

　　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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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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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

　　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

　　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

　　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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