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37)_奥威尔

三十七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人民军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肯定已经很晚。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之类（主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队伍）的编队，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好象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你能够到处看到他们在街道上巡逻，每十个人一小组，他们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长的步枪，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挺冲锋枪。当然，这时我们还有一项具体的工作要做。我们在嘹望塔上用于守卫的那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些枪是大楼常备军械库武器的一部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的简单问题。但要将枪支通过街道运送，却是违反政府命令的。

　　如果带着枪支被捉，那我们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枪支将被统统没收。大楼里只有21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其中的这六支。在经过充分讨论、找出最好办法之后，一个西班牙红发男孩和我开始把枪支偷运出去。避开突击卫队巡逻很容易，危险在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嘹望塔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搬运枪支，事情就会完全露馅。大家脱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枪带，腋窝夹枪托，枪管藏在裤管里。不幸的是，这都是些长毛瑟枪。

　　即使我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也无法便便当当地把老长的毛瑟枪管藏进裤管里。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差事。后来，我们发现，过街时唯一的活动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无需曲膝抬腿。在电影院外面，当我以乌龟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颇为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我时常回想：当时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在战斗中负了伤。然而，所有的枪支都被偷运过去了，没有出事。

　　第二天，突击卫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半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军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的。过去，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

　　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的枪，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人民军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到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会存在着明显差别的。

　　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居民剧本上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卫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哄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

　　《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

　　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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