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6)_奥威尔

十六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

　　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

　　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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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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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所以，当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根据军事态度来评价一场战争，因为这种态度仅处于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来看，我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观点，他们也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至少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根据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人的情况会是一个好榜样，麻烦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的。“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

　　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一般的普通共产党人说三道四，也没有对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有丝毫的不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至于那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败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值得的。我终于开始怀疑，最终是否能因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赢得胜利。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出结论：不同的政策也许适合于不同阶段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两个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个节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共产党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间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战争那还得另作别论。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主张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下来，因为报纸上几乎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因为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生产，部队实行军事化，这些一般路线乍听起来是现实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内在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使战争尽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战争，那就必须放弃实际存在的战争机会。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又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动。结果呢，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可是这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些也许只是一桩桩小事。

　　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在西班牙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据说英国公众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万英镑，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种宣传海报。罢工和联合抵制等产业行动是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声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式。但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各地工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声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高叫“红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他们就是正确的。

　　自从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战争”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用心险恶的声音。多年之后，这些共产党人还在劝导好战的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先说“民主是个骗局”，然后再说“为民主而战”，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策略。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苏联的支持，他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呼吁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获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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