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78)_梦远书城

七八

　　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奥威尔写给家里的信经常寄给康芒。信的内容无所不包，随意地谈论着天下事，家庭琐事，混杂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欧洲严峻的形势转而又谈论沃林顿小农场抽水马桶的毛病；在比较法国与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大谈特谈哈福德郡的家畜养殖业（“我对那些母鸡感到很伤心，不过我想他们不久也该下蛋了。”）到10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别墅内安顿下来——据艾琳估算，配备家具的费用约为10英镑——奥威尔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写给约翰·斯克茨两三封信。约翰·斯克茨是一位保险经纪人，曾到过普雷斯顿·霍尔拜访过他。约翰·斯克茨曾问起他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背景（“我对于保险经纪人到底从事什么工作，并不是很清楚”）。摩洛哥的萧条乏味让他抱怨连连，但无可置疑间接地推动了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创作。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对逝去的旧英国的一首挽歌。

　　奥威尔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把自己的各个方面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上，但他不能完全做到融为一体。《游上来吸口气》是这些作品中最有独创性的，也许影响力最大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约翰·弗洛里、多萝西·黑尔以及戈登·康姆斯道克分别来自与奥威尔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然而，《游上来吸口气》中的主人公乔治·鲍林却不同，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更要低几层。鲍林长得胖乎乎的，已近中年，妻子希尔达社会地位高一些，整日沉闷无趣，孩子也毫无个性。他们住在伦敦西部的边缘。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故地重游，回到度过童年的牛津郡，回到父亲曾作为小商贩挣扎养家的小镇。对这趟旅途希尔达充满了怀疑，其间曲曲折折，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鲍林一直为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所困扰，呼啸的炸弹，路上黑压压的难民。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这次旅行是失败的——洛厄·宾菲尔德的小村庄面目全非，小时曾见到里面有硕大鲤鱼穿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池塘也干涸了。更糟糕的是，他潜心积虑编的谎话跟希尔达的阴谋诡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结尾的调子奇特怪诞，忧心忡忡。该做的事情没有完成，人生的真正目标还在天边飘忽不定，能够看得见唯一的过去的实物，已非旧貌。谁能想到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纵情嬉戏呢？

　　也许令人丝毫不足为奇，《游上来吸口气》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肮脏市镇的被人欺的小商贩，小说在这点上明显地得益于H.G.韦尔斯的小说《波利先生的故事》。避债的波利先生回到自己的旧家，现在已被改为茶铺，由妻子接待顾客，这是重要的相遇的一幕；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鲍林进了香烟铺，在里面呆了半分钟，看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埃尔希站在柜台后，目光呆滞，俨然一个丑陋的老妇人。小说也预示了凶兆。鲍林的一位朋友叫波蒂厄斯，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乔治·鲍林追随着他。可以理解，波蒂厄斯为他注入了成长中缺少的一些“文化”因素。波蒂厄斯并不是一个特别雄辩的人物——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想像他与那位胖乎乎的保险经纪人相遇的情景——但也许小说中预言式的时刻间接与他有关系。鲍林曾问过波蒂厄斯对希特勒的看法。波蒂厄斯回答说希特勒完全是朝生暮死，之后他为他的这位朋友读了一首诗。第一次这位校长甚为热情的话语并没带来慰藉，相反，鲍林心里掠过一丝奇怪的感觉。“他死了，他是幽灵。所有像他一样的人们都死了。”在戈登·康姆斯道克慷慨激昂的演讲中给人留下了一样的印象；在《一九八四》温斯顿与朱莉娅的为人所知的交流中，也留有如此的印象。

　　《游上来吸口气》占据了奥威尔在摩洛哥的大部分时间，但他还有其他文学任务。他继续对关于西班牙的书籍作评论，而且闹得沸沸扬扬（对E.阿林森·皮尔《西班牙的教堂1737》及埃诺·奥黛菲的《西班牙圣战》那篇评论招来了两位作者的抗议），他还为《阿黛菲》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危机的政治回顾”。他的结论是英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反对任何好战的党派，但如果号召他们加入战争，他们会义无反顾的。在这种氛围中，左派读书会为捍卫民主煽动战争，使得工党失去了预期大选的机会。他让穆尔放心，说气候对他有好处，但他的健康状况还是引起了关注。12月初，艾琳曾给杰克·康芒的妻子写过信，讲到他病了一周了（艾琳自己也病倒了），还神秘地提到“他的病是病愈过程中必要的阶段；现在看来是我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艾琳这句话是何意？“现在看来是最严重的”指的是精神萎靡不振（信的内容紧接着是抱怨摩洛哥单调乏味的生活），还是身体真正精疲力竭呢？艾琳在信中谈到了别墅井然的日常常规——仆人每天很早就到了，带来了早餐吃的新鲜的面包与牛奶，午餐与晚餐吃的蛋，黄油和水果——没有详述当时生活肯定面临的孤立隔绝的一面。奥威尔的日记，虽然记得非常详细，但也没什么有趣的：农耕法，土地使用期，“我所见到的最为悲惨的”阿拉伯葬礼等。谈到葬礼，他写到，一口粗糙的木棺，不足两英尺深的坑，被扔下去的尸体无物可遮，上面只有一个土石堆，一端摆放着或是一块砖，或是一只破旧的罐子。

　　住在卡萨布兰卡大道时的那个圣诞节过得真是马马虎虎。寒流使果树冻结了，艾琳病倒了，圣诞布丁从英国还没有运到，奥威尔自己承认直到傍晚他才记得那天是圣诞节。年末的信件把他的思绪牵回在巴塞罗那度过的最后的时光。那天他得知考普在关押了18个月之后释放出狱后，就拿起笔给弗兰克·杰利尼克写信。弗兰克·杰利尼克是《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左翼记者。生性直率的奥威尔谈到他认为自己在出逃前曾在路边的咖啡馆见过杰利尼克，要不是他有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间谍这样的想法，他当时就穿过马路同他讲话了。（奥威尔写道，我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不赞成“凡能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是正确的”这套论调。）尽管这些，奥威尔对于考普的出狱相当现实。共和国政府在百般折磨后却放他出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节礼日，他给杰克·康芒写了一封信，袒露了他的心迹。信的内容大部分在谈沃林顿的母鸡不下蛋了（看来似乎鸡没得什么病，否则的话，不光不下蛋，也该早死掉了），他也谈到了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喜欢与他们接触，但苦于无路，还有他的作品计划。《游上来吸口气》四月完稿。奥威尔自认为原稿不像样，但同时承认他喜欢里面的部分内容，而且认为开创了一个大的主题，而此前一直无暇精心雕琢。令人迷惑，他还提到一本巨著，有两三卷，计划实施完成要花上几年的工夫。信的这些内容笼罩在淡淡的哀怨中，想想他一直陷入财力、糟糕身体的困境吧。他密切关注着风云变幻的欧洲，唯一所求的就是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写作。“告诉你，我多么希望在今后的几年里，能够快乐自在，摆脱牢狱之苦，摆脱缺钱的忧虑啊。”

　　但他意识到对于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左派来说，时间不多了。9月回来后，他签署了一项独立工党宣言，印发在《新领导》上，题目为“战争到来，必须抵制”。1939年1月他写给赫伯特·里德一封信，大略讲述了这次抵制的规模。赫伯特·里德曾送来一份《向自由革命者迈进》的宣言，作为自己号召民众拿起武器的呼吁。奥威尔认为该是为非法活动进行组织的时候了——掌握大批的纸张、印刷机以便印发反战的宣传册。里德感兴趣吗？几个月之后，奥威尔又写了第二封信，强调自己的革命立场。在当时情况之下，他几乎算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他提到杂志《叛乱》。这份杂志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发表了6期。他还断言，不做准备，万一有意外，必孤立无援。——而里德则提议如果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秘密备战，岂不荒谬。同时，奥威尔预测，大部分左翼分子只是将自己同“法西斯进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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