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76)_梦远书城

七六

　　离开人世的60年后，迈尔斯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在当时的年代中，他作为小说家声名显赫——他的原创《英国文学手册》（塘鹅出版社出版）为他奠定了根基——但以后却明显地隐落了。求学时，他一直就读在伊顿公学，刚20岁出头就继承了一笔财产，相当富有。他的生活用他的朋友、小说家L.P.哈特利的话来说，真是“悠闲无忧，平淡安静”。似乎这一切将迈尔斯置于一个凌驾于他的年幼的被保护人之上的位置，但有人怀疑奥威尔觉察出迈尔斯内心的不安与骚动，并为之所吸引。他患有忧郁症，在那段时期中，他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所写的小说倾向于反映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冲突。如四部曲《近与远》（1929）虽然背景设在虚构的16世纪的印度，但内容却充满了对当代的隐射。据迈尔斯的传记作家讲，他“认为，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的自由的人道主义之不足是……也就是说，他有邪恶感。”显然，这自然引起另外一个人的共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不断探索自由人道主义的一些局限。迈尔斯虽未完成此大业，但他急迫地需要与奥威尔的探求“链接”上了。迈尔斯毕竟是位作家，他曾说过，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伦敦繁荣大街皮卡迪利大街走过都会让他感到压抑，感到沮丧。关于奥威尔与迈尔斯之间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300英镑的最终来源从未透露给奥威尔，即使在1944年迈尔斯离开人世以后（他自杀身亡）——战争初期，两人一直保持关系，迈尔斯关于战争政治立场的郑重声明在奥威尔的日记中得到了肯定。

　　与迈尔斯的思想的不谋而合进一步说明了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思想动态。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越来越重要。在他前往西班牙前，他对左翼政治仅仅有兴趣而已，但现在他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中。他的政治过程的新变化就是他决定要加入一个政治党派。提及到的独立工党是附着在严格意义的英国社会主义蓬松毛皮的一个针球，奥威尔参加该党尽管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举措，但他在6月底《新领导》上发表的声明（“为什么我要加入独立工党？”）是分析奥威尔产生政治信仰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对寂静主义的断然的批评。在权利政治的年代，作家本能的冲动就是倒在一边；在“自由言论的时代结束”的时候，持超然的态度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这样的时候正在来临，作家或被迫完全向一边倒，或忍辱负重充当最低级的娱乐手，“写一些少数特权阶层聊以解闷的东西”。在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创造性的贫瘠的时代里，一个人只能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仅仅同情社会主义。西班牙使奥威尔理解到了“对反法西斯的微词”的危险。共产主义者仅仅是苏维埃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占主流的工党成为一个反动分子当权派的死心塌地的奴隶，（甚至在1945年后的时代，奥威尔对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态度还是冷淡的）独立工党是奥威尔认为能够支持的唯一的英国政党。这是令人激动的材料——这些是奥威尔政治意图总的陈述——但这又真的意味着什么呢？特别对于英国左翼面临如何应对战争前景的窘境他是如何考虑的呢？当时他的境况有一点很明显：他混入了一些自由散漫左翼分子中。比如，反法西斯团结联盟使他与本国无政府主义分子有了接触。雷格·雷诺兹是独立工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使奥威尔与沃伯格之间有了联系。奥威尔的圈子里都是非正统的社会主义分子，正如在以后一年半他的许多声明表示那样，奥威尔正朝着个人政治计划摸索着。对他而言，那些希望反对心胸狭隘的敌人且充满善意的人的主要问题已经很明了。比如说，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评论不加掩饰地写道：“很显然，要不将房屋碾成粉末，涂炭一切，要不就甘愿为他人奴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诉丹尼斯·金法罗“埃里克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病得很厉害。”虽然他还需精心的照料，但偶尔还能写一篇报道：比如，他在6月为康芒刊登在《新英语周刊》上的《街道的自由》写了一篇评论。不过，同纳尔逊公司的书目暂定为《真实的贫困》的合同遭到搁浅，还只不过是草草的构思。他告诉穆尔，这篇小说还只是轮廓，等身体好了，他再动笔。这封信进一步印证了奥威尔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饶有兴趣地提到他曾写到的“主题无外乎是和平主义”的小册子。不过这从未出版过——独立工党出版委员会拒绝的理由是“太长，太专制”——不过也无人再追问，这倒成了反映战前奥威尔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变得越来越狭窄，他曾给康芒写过几封信，信中隐约透露出他要解剖出版业的问题。奥威尔那时以及今后的观点是一篇书评的长短与调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商在广告中投入了多少。如同那本丢失的倡导和平主义的小册子，这也佐证了奥威尔对自己狂热的事物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所评论的书与出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水准的伎俩，强调这位来自爱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出这种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操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种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出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根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管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出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热水、洪水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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