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46)_梦远书城

四六

　　同时，新环境和书店里的无聊氛围让奥威尔产生了灵感，他开始了又一本新的小说的写作。初期的进展很慢，尽管他完成了献给《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一首诗《圣安德鲁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35年末的《阿黛菲》上，但无疑要追溯到前一年的11月。这首诗虽然形式保守，但却可算作奥威尔在诗作上的最佳表现之一，生动地描写了横扫伦敦北部的狂风：

　　肆虐的狂风横扫而过

　　摧弯了白杨、吹光了树叶

　　烟囱里冒出来的阵阵黑烟急转向下

　　搅动起海报飞舞

　　冷冷响起

　　电车的隆隆声和不停的脚步声

　　匆匆赶往车站的人们

　　面对绵延不断的屋顶瑟瑟发抖……

　　这首诗转而对“金钱上帝”进行了讽刺性的评价。在所有的不公正中，“金钱上帝”带来了避孕，在“爱人和他的新娘之间”设置了“光滑而又疏远的屏障”（如避孕套）。

　　在爱书角书店和在沃里克大厦的工作以及消耗精力的社交生活都让奥威尔很疲倦。他生活很不规律。他告诉布兰达，早在新年的时候，在周日晚上从朋友家回来时因为没有公交车或电车，不得不在细雨中徒步走上好几里路，而回到汉普斯特德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锁在外面。但是，关于《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传来了一些好消息。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均衡了对法律问题的担忧后，戈兰茨认为奥威尔是他们出版社最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之一，于是认为，奥威尔如果“慢慢来的话”（奥威尔语）可以继续前进。这有力地表明，在当时书商行业的帮助下，奥威尔的这部作品中已经没有了隐含真人真事的元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期，奥威尔从沃里克大厦搬到了国会山77号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因为此时韦斯特罗普夫人病了，寄宿不再方便。而公寓是梅布尔·菲尔兹替他找的，她认识房东罗莎琳德·奥伯麦尔夫人。这次搬迁让奥威尔可以专心于工作。他2月底向布兰达说没有发生什么事。至于正在写的这本书，“我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但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奥威尔已准备好为他第4本作品的出版付出“血汗”，表明他对他的职业前景的态度更为乐观了些。《牧师的女儿》正在印刷，如果他能让戈兰茨相信《在缅甸的日子里》是一部小说的话，这将紧随《牧师的女儿》其后出版。70年前，出版商主导的时间比较短。作者在夏末写成的手稿可以预期在10月看到印刷版。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威尔可以在一年内出版3部小说。另一次在海瑞特街的会面中，奥威尔带去了康塔德地区的草图，大概是想证明它脱离了加沙县。这为《在缅甸的日子里》开辟了出版的道路。“一些小的改动，不需一周的时间”，奥威尔这样告诉摩尔。此时也许是想得太轻松了，后来戈兰茨和他的顾问们所作的改动还是相对很多的。

　　布兰达在1935年3月初就收到了《牧师的女儿》的样本。除了关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部分，奥威尔称其余为“废话”。这里附加一些他在奥伯麦尔夫人家住的日常生活：他买了一个叫做“单身汉烤炉”的煤气炉，可以用来烧烤、煮、炸食物，让他能稍稍地招待一下朋友；去大剧院看了流行的黑人舞蹈团的黑鸟（“烦死了”）；给韦斯特罗普一家买书的短途旅行。通过菲尔兹和他的女房东，奥威尔也交了新的朋友。其中主要有一个年轻的约克郡人雷内·赫彭斯特尔，他刚从利兹大学毕业，是个狂热的芭蕾舞迷。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伯特瑞利家的一次晚宴上，年轻的狄兰·托马斯是当时的宾客之一。赫彭斯特尔和凯·艾科华都属于一个圈子，其中还包括年轻的共产主义诗人迈克尔·塞耶斯。通过他在《阿黛菲》上对《牧师的女儿》的评价（正面的），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威尔后来常常抱怨文学界的喧嚣生活，但同样也会在文学界使用自己的关系。

　　《牧师的女儿》于3月11日正式出版，评论界褒贬不一。《观察家报》的L.P.哈特雷觉得这部小说“既不新颖也不能令人信服”，但认为论述（确信而又大胆）和对话让人印象深刻。《旁观者》的V.S.普里切特一面赞赏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一幕所体现的“对下层生活的深刻认识”，一面对“卖弄的乔伊斯”风格而感到遗憾。普里切特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一个讽刺作家，他在小说的结尾已被引到了“讽刺画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新政治家》的彼得·奎奈尔注意到了多萝西奇怪的密码一样的特性，抱怨“她是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我们不觉得她离家逃走和她回到教区和这个年轻的女人自己有什么联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但奥威尔也许能从评论者的声誉上得到一些安慰。毕竟，这是他在英国的小说处女作，这种时候许多第一次出书的作者只要能得到评论就很幸运了：不管他从天堂掉落了多少，至少他被人当回事。维克多·戈兰茨仍然很乐观，他告诉摩尔，他认为奥威尔拥有成为主要作家前6位的才华。而30年代时这个名单包括多萝西·塞耶和A.J.克罗宁。

　　回顾奥威尔这个时期的生活——早上在国会山公寓的书桌旁，下午在书店，晚上在烤炉旁或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散步——人们也许会为这清楚的分隔惊讶。在他的成人生活中，他保持着许多连亲密朋友都不为所知的不同的“侧面”：只有在他的葬礼上一些事情才浮上表面。即使此时，在他30出头的时候，他的朋友和他所处的世界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他是伊顿公学出身，在一家旧书店工作，前殖民地的警察，写些有趣但老式的小说。比他年轻的朋友都觉得他很奇怪，保守却又自觉叛逆，正向工党的外围靠拢。无疑在30年代，还有比这些更为奇异的情况——正规军官安东尼·鲍威尔的儿子和波希米亚的艺术家尼娜·汉姆内特在惠特谢夫出版社狂欢作乐、康诺利少校的继承人随着法国南部的一群流浪的波希米亚人游荡（康诺利唯一小说《岩池》的背景）。而在奥威尔身上表现出来的对比更为生硬和不协调。他向布兰达描述了他在5月公共假日的周末活动和评价乔治五世的银禧，这些都表现了奥威尔可以同时生活的几个层面。周六，他白天去了布莱顿，摘风铃草、看鸟窝，然后回伦敦在切尔西度过了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手上没钱了，而银行又关门，于是拜访了理查德·里斯想去借点钱。这里某种社会主义团体正在举行讨论。奥威尔发现七到八个左翼人士向他慷慨陈词。其中包括一个南威尔士的矿工，“尽管非常和善地”说，如果他是个独裁者，他就会马上被枪杀。这些话转为行动则需要长远的步骤，听上去有些微微的神秘感。布兰达也被邀请来，看到奥威尔只是个天真的路人，从街上走来却陷入这场奇异的左翼人士的高声喊叫中。但是，奥威尔很亲密地认识了里斯，知道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公寓里会面。如果他对这些危险的话题不感兴趣或是不熟悉的话，他是不会在那待上3个小时的。如果说奥威尔想要在这段描述中叙述隐藏在里斯家的一些政治实践是有些夸大，但是，很明显感觉到，他想要保持一种疏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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