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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不管爱情的经历让奥威尔多么失望,他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在《阿黛菲》8月号上发表了《叮叮当当》之后不久,又和露思·皮特互惠互利,为他的《珀尔塞福涅的冥后生活》写了一篇评论——当时《阿黛菲》已经变成月刊了。随后,他又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那篇有关住宿旅社的文章。但是回到赫斯之后,生活又回复到了以前的单调乏味。他告诉布兰达·索尔科德,《在缅甸的日子里》实在叫他沮丧到了极点。此外,他对宗教事务仍然兴趣不减,经常去教堂,在那里,他找到了《牧师的女儿》中的梅菲尔小姐的原型(“一个垂死的丑女人,身上散发出樟脑球和杜松子酒的气味,领圣餐的时候差不多是被搬来搬去的”)。奥威尔想,他应该很快去谈谈自己的想法,要不然,那个助理牧师会觉得他不去圣坛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还去领圣餐,那实在不光彩。但是,“我已经假装虔诚了,那么除了继续伪装下去,别无他法”。这段话实在很叫人匪夷所思。如果真像奥威尔所说的,他是装出来的虔诚,那么他为什么又在读高尔主教写的《信仰上帝》呢(“好像是些很好的教条”)?高尔主教曾给他在伊顿公学行过按手礼,他又为什么为《教堂时代》写东西呢?

  丹尼邀请他去剑桥呆上半个学期,他一方面渴望见到埃莉诺,另一方面那里却有两三个人是他非常不想见到的。同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出版日期也确定在1月初。在11月中旬,他一收到校样,就赶紧给摩尔写了封信,这封信实在写得言词笨拙。有两个地方要调整,他应该改动哪一个呢?一个是因为读者不接受,另一个是印刷错误。为了保险起见,他已经开始着手两个都改。关于使用的笔名,他也很慎重,他不知道“X”是不是合适。摩尔本该告诉他这个笔名可以。“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这本书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样失败的话,我最好还是用一个以后可以继续用的笔名。”

  为什么1932年末“埃里克·布莱尔”会变成“乔治·奥威尔”(当然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此后2年里奥威尔还用他的真名发表过文章),这样的过程着实让历史学家忙碌了半个世纪。大家想当然地以为,这次改名字代表了他的个性、动机、还有决心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然而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奥威尔用笔名发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让父母为他写的这样不像样题材的文章而感到脸红。另外,他向来不喜欢他的基督教名,太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并且和迪安·法勒的儿童作品《埃里克,一点一点来》中的人物同名。11月15日和19日,他写了2封信给摩尔。在此期间,他想出了一连串的笔名:肯尼思·迈尔斯、乔治·奥威尔、还有H.刘易斯·阿尔维斯、还提到了他做流浪汉时偶尔用的一个名字,“P.S.伯顿”。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奥威尔这个名字。埃莉诺·贾克斯记得,有一次,奥威尔从易普斯维奇(奥威尔河流经的一个地方)回来,向大家宣布:“以后我要改名叫乔治·奥威尔,这是个非常好的英国味十足的名字。”另一方面,据理查德·里斯回忆,名字的问题显示了奥威尔非常迷信的一面。他曾说,如果你的名字随作品发表了,你的敌人也就看到了,敌人就可能“对它施加魔法”。里斯觉得他讲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不管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选择用这个笔名,11月底,戈兰兹出版公司的排版人员被告知,标题页用“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肯尼思·迈尔斯”和“H.刘易斯·阿尔维斯”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脚注”。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奥威尔终于约了埃莉诺在伦敦的维多利亚旧大楼外面见面。4天以后,他又写了封短信约她星期天去乡下远足,这封短信被保存下来,他在信中难过地说,他们之间竟然没有提做爱的事。当然,如果丹尼在索思伍德的话,他们之间就什么也不可能做了,但是如果丹尼不在呢?“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要勉强,但我希望你是愿意的。”不管埃莉诺现在多想和奥威尔保持距离,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亲密的,她这时候可能还在伦敦工作。12月份的一封信中,奥威尔问她是不是在卖袜子之类的东西,还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回索思伍德)。奥威尔提议去乡下散步成了泡影,但是,他们12月21号在国家美术馆外面见面,2天后又一起回到索思伍德。当奥威尔到蒙太戈去过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了一沓提前印刷出来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天真地问摩尔,封面上的“书社推荐”是什么意思。5天以后,他前往倍德福德郡,去索尔科德家给布兰达送去他刚出版的书。从他离开缅甸至今已经5年过去了,他终于成功了,现在是个作家了。

  7.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

  我独自一人,好可怜。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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