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83)_普鲁斯特

八三

　　这些形象之所以不会真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必然是十分简单化了的；当然，我的想象力所向往，而我的感官只是很不完全地感知而且并未立刻感到乐趣的东西，我就把它打入名字的冷宫里了；当然，因为我也曾在这冷宫里积攒了梦想，所以那些名字现在就激励着我的愿望；然而那些名字也并不怎么包罗万象；我至多也只能装进每个城市的两三处主要的胜景，而这些胜景在那里也只能单独并列，缺乏中间的连系；在巴尔贝克这个名字当中，就象从在海水浴场卖的那种钢笔杆上的放大镜中，我看到一座波斯风格的教堂周围汹涌的海涛。但也许正因为这些形象是简化了的，所以它们在我身上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有一年，当我的父亲决定我们要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度复活节假时，由于在佛罗伦萨这个名字当中没有地方装下通常构成一个城市的那些东西，我就只好以我所设想的乔托的天才，通过春天的芳香，孕育出一个超自然的城市来。既然我们不能让一个名字占有太多的空间与时间，我们至多只能象乔托的某些画中表现同一人物的先后两个动作那样——前一幅还躺在床上，后一幅则正准备跨上马背——把佛罗伦萨这个名字分成两间。在一间里，在一个顶盖之下，我观赏一幅壁画，那上面覆盖着一块晨曦之幕，灰濛濛的、斜照而逐渐扩展；在另一间里（当我想到一个名字时，我并不是想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空想的事物，而是一个我行将投身其间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我在这个现实环境中完整无损而纯净无瑕的生活赋予最物质性的乐趣、最简单的场景以原始人的艺术作品中的那种魅力），我快步迈过摆满长寿花、水仙花和银莲花的老桥，好早早地吃上正在等着我的那顿有水果，有基安蒂红葡萄酒的午餐。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虽然我人还在巴黎），而并非真正在我身边的东西。即使是从单纯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向往的国家在任何时刻也都比我们实际所在的国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占有多得多的位置。显然，当我更仔细地想一想，在我说出“上佛罗伦萨、巴马、比萨、威尼斯去”这几个字时我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这时候我就会明白，我眼前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城市，而是跟我已知的一切是如此不同，也是如此甘美，就跟从来都是生活在冬季傍晚的某些人突然看到那从未见过的新异奇迹——春之晨一样。那些固定不变的不真实的图景充斥于我的夜晚，也充斥于我的白昼，使得这个时期的我的生活不同于以前那些时期（在一个只从外面看事物，也就是说什么也看不到的旁观者的眼中，那些时期可能与这个时期并无不同），这就好象在一部歌剧中，一个富有旋律性的动机引进了一点创新之处，只看脚本的人体会不到，而呆在剧场外面一个劲儿掏出表来看钟点的人就更难以想象了。再说，就从单纯数量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子也并不都是相等的。要度过一天，对象我这样多少有点神经质的人，就跟汽车一样，有着几种不同的“排档”。有些日子坎坷不平，艰难险阻，爬起来是无休无止，而有些日子则是缓坡坦途，可以唱着歌儿全速下降。在这个月里，我把佛罗伦萨、威尼斯和比萨的形象当作一首歌曲那样反复吟咏而永不知满足，这些形象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当中有着如此深刻的个人的东西，简直可说是一种爱情，对人的爱情——我一直相信这些形象是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相符的，它们使我产生了早期基督徒在升入天堂的前夕所可能抱有的那种美妙的希望。由幻想创造出来而并未经感觉器官感知的东西，现在要用感觉器官去观看、去触摸（而且越是跟它们已知的东西不一样，诱惑力就越大），这里头存在的矛盾，我也不去管它了；正是提醒我这些形象是现实的那些东西最强烈地点燃着我的愿望，因为这仿佛是我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的一个许诺。虽然我这种豪情是出之于要满足艺术享受的愿望，但就维持这个愿望来说，旅游指南却比美学书籍起的作用更大，而火车时刻表甚至更有过之。当我想起，佛罗伦萨这个在我的想象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如果在我心中把它跟我隔开的这段路程不能通行的话，我总可以“走陆路”绕个弯，拐一拐走到的，这时我就会心情激动。当然，当我赋予我就要看到的事物以重大的价值，反复思想威尼斯是“乔尔乔涅①画派的所在地，提香的故居，中世纪住宅建筑最完善的博物馆”时，我感到幸福。当我上街，由于天气的关系（早春来了几天后寒冬又忽然恢复，这在圣周时的贡布雷是常有的事）而走得很快的时候，我感到更加幸福——我看到马路两旁的栗树虽然沉浸在潮湿似水的寒气之中，却依然象毫不气馁，穿上盛装，准时赴宴的客人一样，照样开始用它们遭霜冻的嫩叶，装点这肃杀的寒气，虽然阻挠，然而无力遏制其生长的不可抗拒的青葱翠绿，这时我想佛罗伦萨的老桥已经堆满了风信子和银莲花，春天的太阳已经把威尼斯大运河的河水染成一片深蓝，染成一片碧绿，当它冲上提香的画作时，简直可以跟画上丰富的色彩比个高下。当我的父亲一边看气压计，为天气之冷而兴叹，一边却开始研究坐哪班车最好时，我真是抑制不住我欢乐的心情；我也知道，等到吃完午饭走进那染上煤灰的实验室，走进那能使周围的一切都变样的魔室，第二天醒来时就可以到达那“以碧玉为墙，以绿宝石铺地”的大理石和黄金之城了。这样，它跟百合花之城就不再仅仅是我任意置之于我的想象力面前的虚构的图景，而是存在于离开巴黎一段距离（要去的话就绝对必须迈过），存在于地球上某一定点而不是任何其他地点的了，总而言之，这两个城市是确确实实真实的城市。当我的父亲说“总之，你们在威尼斯可以从四月二十号呆到二十九号，然后在复活节的早晨就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两个城市就更加真实了；他这几句话不仅使两个城市从抽象的空间当中脱离了出来，而且也使它们从想象的时间当中脱离了出来，在想象的时间中我们不是一次仅仅安排一个旅行，而是把别的几次旅行也同时安排在一起而并不以为怪，因为这些旅行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而且这想象的时间是完全可以再生的，你把它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还可以在另一个城市再度；他这几句话也为这两个城市安排了特定的日子，这些日子就是证明在这些日子中所做的事情的真实性的证明书，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确定的日子用过以后就消失了，它们不再回来，你不能在那里度过以后又到这里再度；我感觉到，正是将近星期一洗衣店要把我溅了墨水的那件白背心洗了送回来的那一周，那两个皇后城市从它们当时还不存在于其间的理想的时间中走了出来，以最激动人心的几何学的方式把它们的圆屋顶和钟楼载入我个人的历史中去。然而我那时还只是在走向欢乐的顶点这条道路的途中；后来我终于到了这一点（直到那时，我才得到启示，在那汩汩作响、被乔尔乔涅的壁画映红了的街道上，下一周，也就是复活节的前夕，在威尼斯散步的并不是我不顾别人再三提醒而依然还设想的那些“威风凛凛，象海洋那样令人生畏，头戴着闪耀着青铜光的盔甲，外披带褶的血红披风”的人们，而在别人借给我的那张圣马克教堂的大照片上，摄影者照下来的头戴圆顶帽，站在门廊前的那个小人儿可能就是我了），这时我只听得父亲对我说：“大运河上这会儿可能还冷，你无论如何别忘了把冬大衣和厚上衣装进箱子。”听了这话，我简直是欣喜若狂了；我感到我突然穿进那些“仿佛是印度洋中的暗礁似的紫水晶石堆”之中，这是我直到那时一直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以远远超出我体力的动作，象剥一只无用的甲壳一样，驱去我卧室里身边的空气，换上同等数量的威尼斯的空气——那是我的想象力注入威尼斯这个名字当中的海上的空气，是梦中的无法形容的特殊的空气；这时我忽然感到象是灵魂出窍，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恶心，就象人们刚得了一阵剧烈的喉痛时那样，家里人不得不把我扶到床上，我烧得那么厉害，大夫宣称不仅现在不能让我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而且即使我全好了，一年之内也不能打算外出旅行，也不能有任何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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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乔尔乔涅（1477—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最优秀的画家之一。他的艺术对提香及后代画家影响很大。

　　唉！我还被绝对禁止上剧场去听拉贝玛的戏；这位被贝戈特认为是有天才的卓越的艺术家，当她让我看到一些也许是既重要又美妙的东西时，原本是可以减轻我为没有能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又不能去巴尔贝克而痛苦的心情的。家里只能退而求其次，让我每天到香榭丽舍公园去，由一个人陪着，不让我太累，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她是在莱奥妮姨妈死了以后就一直侍候我们的。上香榭丽舍实在是我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贝戈特在他的哪部作品里描写过这个公园，我也许会产生结识它的愿望，正如我总想认识在想象中早就已经有了一个“副本”的东西一样。我的想象力使这东西保持温暖，赋予它一个个性，我就想在现实中找到这个东西；可是在香榭丽舍这个公园里，没有一样东西跟我的梦有任何联系。

　　有一天①，正当我对木马旁边我们那老地方感到腻味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带我越过那些由卖麦芽糖的女商贩等距相隔的座座堡垒构成的边境线，到邻近陌生的地区散步，那里是一张张从未见过的脸，还有山羊拉的小车来来往往；她然后回去把那靠在一丛月桂树上的椅子上的活计拿回来；在等待她的当口，我在那稀稀拉拉，剪得很短、又被太阳晒得枯黄的大草坪上走来走去，在这草坪的一端有一个池塘，塘边是座雕像，这时在小径那边，有个小姑娘正在穿外套，把球拍装进套子，以生硬的语调对正在喷泉的承水盘边打羽毛球的另一个红头发女孩说：“再见了，希尔贝特，我回去了，别忘了今天晚上我们吃了晚饭上你家去！”希尔贝特这个名字在我耳边掠过，它并不仅仅是提到一个不在场的人物，而是直接称呼讲话的对方，因此更有力地提醒我它所指的那个人的存在；它就这样在我耳边掠过，可说是以随着它的弹道曲线，随着它逼近目标而逐渐增长的力量而行动着；——我感到，在它身上装载着呼唤她的那个朋友（当然不是我）对她所呼唤的对象的认识和印象，装载着当她念出这个名字时她对她们日常亲密的交往，对她们彼此间的串门所见到的全部景象，至少是保留在记忆中的全部景象，而我由于不能企及而为之感到痛苦的这份陌生的生活，对这个幸福的姑娘来说却是如此熟悉，如此可以操纵自如，她使我触及这份生活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其中，她以她那一声叫喊把这份我所陌生的生活投进了寥廓的天空；——希尔贝特这个名字，精确地触及了斯万小姐的生活中的一些肉眼不能见的点滴，使它们所发出的香泽在空中飘荡，其中也包括今晚晚餐以后在她家举行的那个聚会的芬芳；——它也构成一片色彩斑斓的浮云，今晚在孩子和女仆群中悠然飘过，就同那在普桑所画的某个花园上空扬帆飞翔的云一样，跟歌剧中满载骏马和车辆的彩云那样反映出众神生活的场面；——最后，它也在这块乱蓬蓬的草地上，在她所站的位置（这既是凋零的草坪的一角，又是打羽毛球那金发姑娘午后的一个时刻，她这时还在不停地发球，不停地接球，直到一个帽子上插着蓝色翎毛的家庭女教师来叫她才住手）投上一道美妙无比的鸡血石色的光带，象一个映象那样不可捉摸，象一块地毯那样覆盖在地面，而我不禁无休无止地在这道光带上拖着我那双恋恋不舍，亵渎神明的沉重的双脚踯躅，直到弗朗索瓦丝对我嚷道：“得了，把您短大衣的扣子扣上，咱们颠儿吧，”这时我生平第一次不无恼怒地注意到她的语言是如此粗俗，唉！帽子上没有蓝翎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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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那是在1895年，“我”十五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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