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254)_罗曼·罗兰

二五四

　　勃罗姆那时在饭厅里，很亲热的接待克利斯朵夫，立刻问到巴黎的事。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胳膊，说：“别问我。过一晌再谈罢……请你原谅。我简直受不了。我累得要死，累得……”

　　“我知道，我知道，”勃罗姆态度很殷勤。“你神经受了震动，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别说话。别拘束。你爱怎办就怎办，好象在你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决不打搅你。”

　　他的确说到做到。为了避免惊动客人，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说话都放低着声音，走路提着脚尖，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声响。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非常难堪，只得要求勃罗姆照常办事，跟从前一样的过活。

　　这样以后，主人就一切都让克利斯朵夫自便。他几小时的坐在屋子的一角，或者象游魂似的踱来踱去，说不出想些什么，几乎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象呆子一般，看到自己心如槁木，不由得厌恶之极。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万事全休。——有一次，他看到花园的门开着，不知不觉走了出去。但一到阳光底下，他就非常难受，赶紧退回来，仍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他恨太阳。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在饭桌上，他不声不响的只顾吃着勃罗姆搛给他的菜，眼睛钉着桌子。有一天，勃罗姆指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克利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只求静默，只求黑暗！……心中只有空虚，也只需要空虚。生命的欢乐，象大鹏般振翼高歌，直冲云霄的欢乐是完了！一天又一天的呆在房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仿佛在他脑子里摆动。可是欢乐的野鸟还在他胸中，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撞在栅栏上，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一个人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号……”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这一下死的打击对于克利斯朵夫格外可怕，因为那时克利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人生有些年龄，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精神气惫，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对一切都觉得厌倦，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儿端倪。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大多数人有家庭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寻觅新路、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需的自由精神，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你牢骚满腹，藏着不少的隐痛……还得永远的往前走……没法躲避的作业，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象一起站着打盹的马似的，在两根车辕中间拖着疲乏的身子继续向前。——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临到一平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没有一点强其他前进的东西，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不知道往哪儿去。力量被扰乱了，意识不清楚了。在他这样迷迷忽忽的时候，要是来了一声霹雳，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他就吃苦了。他倒下去了……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把克利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那是赛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无非是安慰的话。可怜的安慰！没用的安慰！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身受的人……那些书信只使他听到那个已经消灭的声音的回声。他没有勇气答复，人家也不再写来了。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教自己消灭。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连着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要教亡友再生，他和他谈话，写信给他：

　　“我的灵魂，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你在哪儿呀？回来罢，回来罢，跟我说话啊，写信给我啊！……”

　　虽然他夜里费尽心力，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只要你还在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直要以后你慢慢的把故人忘了，故人才会重新出现。

　　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克利斯朵夫开始听到屋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知不觉的关心起来了。他知道几点钟开门，几点钟关门，白天一共开关几次，有几种方式，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他能认出勃罗姆的脚声，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要是听惯的声音到时没听见，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探究原因。在饭桌上，他也无意识的听人家谈话了，发觉勃罗姆差不多老是一个人说话，太太只简短的回答几句。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勃罗姆可并不在乎，照旧高高兴兴的，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有时，勃罗姆说着话，克利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勃罗姆发觉之下非常快活，更尽量打动他的兴致。

　　克利斯朵夫勉强想和自己的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可是没劲！他觉得自己多老，跟天地一样的老！……早上起来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身体，姿势，愚蠢的外形，觉得厌倦不堪。为什么要起床，要穿衣服？……他拚命逼自己工作：可是工作使他受不了。既然一切都得归于虚无，创造有什么用？他不能再搞音乐了。一个人唯有经过了患难才能对艺术——（好似对其他的事情一样）——有真切的认识。患难是试金石。唯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认出谁是经历百世而不朽的，比死更强的人。经得起这个考验的真是太少了。某些被我们看中的灵魂——（所爱的艺术家，一生的朋友），——往往出乎我们意外的庸俗。谁能够不被洪涛淹没呢？一朝被患难接触到了，人世的美就显得非常空洞了。

　　可是患难也会疲倦的，它的手也麻痹了。克利斯朵夫神经松了下来，睡着了，他无穷无尽的尽睡，仿佛怎么也睡不足。

　　终于有一夜，他睡得那么熟，到第二天下午才醒。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勃罗姆夫妇出去了。窗子开着，明媚的天空笑着。克利斯朵夫觉得卸掉了一副重担。他起来走到花园里。一方狭窄的三角形的地，四周围着高墙，象修道院模样。在几块草地与极平常的花卉中间，有几条起着细砂的小径；一根葡萄藤和一些蔷薇爬在一个花棚上。一个碎石铺成的洞内有一道细小的喷泉；一株靠墙的皂角树，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隔邻的花园高头。远处矗立着红岩铺成的教堂的钟楼。时间是傍晚四点。园中已经罩着阴影。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浴着阳光。克利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背对着墙，仰着头，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清朗的天。他似乎才从恶梦中醒来。周围是一平静寂。一根蔷薇藤懒洋洋的挂在头顶上。忽然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消逝了……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哀痛之极，透不过气来，把手捧着脸哭了……

　　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等到抬起头来，钟声已止，夕阳已下。克利斯朵夫被眼泪苏解了，精神被冲洗过了，听见心头象泉水似的涌出一阕音乐，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他被一阵脚声惊醒之下，立刻回到房里，关了门，拴上了，让他音乐的泉源尽量奔泻出来。勃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敲敲门，推了几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勃罗姆从锁孔里张望，看见克利斯朵夫大半个身子起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

　　过了几小时，克利斯朵夫筋气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勃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末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教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其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教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象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恼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迫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直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片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的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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