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190)_罗曼·罗兰

一九〇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起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象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①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起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器重的战斗同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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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夏尔，班琪。——原注（译者按，班琪即作者发表本书的杂志《半月刊》的主编。）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末，非身强力壮的人决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生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脾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作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做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脾气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其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的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其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末他们决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般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的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起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象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教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二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罢！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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