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149)_罗曼·罗兰

一四九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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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欺骗旧教②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辞句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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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为高卢族反抗凯撒大帝的领袖。此处言"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乃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的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为诚信的旧教徒，后研究哲学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稣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非常的人。

　　还有一般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①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②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象块石子，象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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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②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起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其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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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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