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3)

三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适场合。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煤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们交谈，而且口音很纯正。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么能够判断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拿这件事和别的事情开了不少玩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这当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那样不太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握手道别之时却真感到一种遗憾，我们偶然的巧遇就到此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几小时之内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就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拟了锚，之后非常艰难地把我们推回火车站，在那儿我们了解到临时替代的发动机不可能让火车在12小时之内到达上海（终点站），中国的铁路上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只好在重庆呆上半天时间——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热诚的欢迎，很自然地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把十足正统的刻板、严肃与非正统的随意宽舒的心境统一在一起，这也未免太复杂了吧？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妨碍，那些修道的人们还不是组成了很快乐的社团群体。到那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坐到我的旁边。席间，他风趣地把法语和英语混用起来与我聊天，然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他们那所引以为自豪的医院。我告诉她们我是个作家，他们也够天真的，竟然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中去。我们从病床的边上走过去，那位医生一面向我们介绍每一个病例。那儿非常干净清洁没有一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 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本来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一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他是康维，我敢肯定一定是他。不过，要是我稍稍犹豫，稍稍疏忽一点的话，我说不定就会下结论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是凭着那一时的冲动去冒昧地把他叫醒。我喊了他的名字，还有我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看着我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明确表情，但我可以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轻轻地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这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而且他那双眼睛与当年在巴里欧我们常开玩笑说剑桥蓝的成分比牛津蓝多得多的那一双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是那种让人不会轻易就认错的人——是那种让人一见如故的人。当然，此情此景使医生和修道院长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还告诉他们他认不出我只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愕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我们一起对他的病情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然而他们却说不清康维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两个多星期，希望我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诱导他恢复记忆。我未能如愿，不过他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而且，我们谈了很多。

　　“当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是谁还有他又是谁的时候，他很顺从，甚至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显出一种含糊不明的兴奋表情，甚至看上去很高兴有我作伴。我向他提出我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不介意。这的确有些失常，他很明显地缺乏任何一种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的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

　　“确实，在我看来，看在康维的情面上，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使之成为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拥挤堵塞，当然是指新闻报道的堵塞。

　　“哦得说，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正常的途径离开了中国。先是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刚好当天晚上有一艘客轮要到圣怫兰西斯科（旧金山），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去上了船。”

　　“作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是别人我决不会这么做的。”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也同意，“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这美好的印象至今也能够记得起来，我仍然把他想作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板球运动社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在牛津你没有认识他，他真是棒极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可战后有人说他变了，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可我又禁不住地认为以他的天赋，他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做一个英王陛下手下的小职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伟人的事业，而康维是一个伟人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你我都认识他，我认为当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经历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重逢之时，虽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过去的经历也非常神秘，可他身上那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却依然没有混灭。”

　　卢瑟福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在客轮上重新找回了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着，那神态似乎有点可笑。

　　“他清楚地记得他来到重庆以后的一切事情，另外有点让人玩味的是他并没有忘记那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说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兴都斯坦语（也说印度斯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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