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133)

一三三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说里的浪漫史一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一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阅读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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