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4)_绞刑架下的报告

二一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它们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狱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着你叫喊、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消失在人间，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谈。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胆量埃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嚎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没有出问题吧？”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时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便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这样干。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旧家庭的捷克人，却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粒德兹·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

　　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威吓他说：“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统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砰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准备去相信这回事。

　　在庞克拉羡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埃两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Freistunde。”(德语：“稍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埃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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