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5)_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五章(4)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A1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埃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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