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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起草了一份书面协议,并签字盖章。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北卡罗莱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了两封很长的信,对那儿的乡村生活做了详尽的描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的农业生产状况等。这些事情他十分内行。我把这两封信在报上发表,读者大为满意。

  梅雷迪思一走,我立即去找那两位朋友。向两人各借贷了他们所愿提供数额的一半,我不愿在两人之间进行取舍,因为这样做不免显得有些不仁义。我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以自己的名义继续经营,同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解除合伙关系。我想这大概是一七二九年前后的事情。

  ***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州政府增加纸币的投入。当时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而且还在陆续减少。可是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纸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在俱乐部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赞成增加纸币,坚持认为一七二三年首次发行的小数量纸币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致使本地的商业贸易和居民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现在可以见到的证据就是老房子都有人居住,许多新房子正在拔地而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嘴里啃着面包卷首次在费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在胡桃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门上都贴着招租广告,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我想到此地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之间的辩论促使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是我就此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并匿名印刷出版。这本书受到有钱人的敌视,因为它为增加纸币的呼声推波助澜,但是却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那些富人们偏偏又找不到人来反驳我在小册子中的意见,于是,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接受了我的观点。我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受到议会中朋友们的重视,他们认为我大有功劳,应该给予回报。于是把纸币的印刷业务承包给我。这着实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是一笔很赚钱的生意。这是我善于舞文弄墨所获得的又一大好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经济认识经验的积累,增加发行纸币的效用被普遍承认,后来就根本不必要对此进行争议。不久,货币流通量达到五万五千镑,到一七三九年达到了八万镑。从那以后直到战争时期,这个数字不断上升,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在此时期,本地的商业贸易、房屋建筑和居民人数都有所增加。不过,我现在意识到纸币发行额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危害。

  不久,在汉米尔顿的帮助下,我获得了纽卡索印刷纸币的生意。当时,我把这个业务看作是另一桩利润丰厚的大买卖,因为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往往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就是这样一些小买卖却能够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这一点对我极为重要。我不久又承包到了印刷政府律法和选票的业务,这也是汉米尔顿先生的功劳,这项业务一直由我承担,直到我不再经营印刷业务为止。

  那时,我还开设了一家小文具铺,出售各种各样的空白文书表格。这些空白的公文用纸由我的朋友布莱恩·特纳尔帮助设计,我自己印刷制作,准确精致,当时在整个殖民地里可算是最好的。另外我还附带经营纸张、羊皮纸、账簿等。这时,我在伦敦认识的怀特·曼希来到了我的印刷所,留在我这儿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排字员,工作起来非常勤奋认真。此外,我收了一名徒工,他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这时候,我开始逐步尝试创办印刷所的借债款业务。同时为了赢得一个商人的良好名誉,我不仅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处处小心谨慎,注意不要在外表上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我衣着朴素,从不到娱乐场去消遣娱乐,也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只有读书有时会耽误工作,不过没人会发觉,并且我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的形象在人们看来无可非议。为了表示我以敬业为荣,有时我还把店里买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回家。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受到普遍的尊敬,主要是因为工作勤奋,而且事业兴旺发达。我严守信用,从来不拖欠货款,所以进口文具用品商人们都愿意与我合作。就在我的事业顺利发展之时,凯谋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天地衰落下来,最终不得不将印刷所出卖偿还债务。后来,他到巴巴多斯群岛去了,在那里待了几年,境况极为窘迫。

  戴维·哈里是凯谋印刷所的一个徒工,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曾经教过他,这时候也在费城自立门户,他从外地购进了印刷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我开始对此非常担心,因为他有一些十分能干的朋友,而且这些人很有权势,我以为他势必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是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可是被他轻蔑地拒绝了,幸亏如此,不然我的事业将会遭到挫折。他一副绅士派头,十分傲慢,生活奢侈糜烂,经常在外寻欢作乐。因此不久就负债累累,可他仍然不务正业。因此,他的印刷所找不到生意。看到无事可做,他跟着凯谋去了巴巴多斯,并且把印刷铺也搬了过去。在那里,这个从前的学徒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可是动不动就翻脸吵架。所以哈里的生意一直无法展开,最终只好将设备卖掉,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去。那位购买印刷铺设备的人继续雇用凯谋,但是凯谋在几年之后就死了。

  于是,除了老对手布莱福德以外,我在费城再没有竞争对手。这时,布莱福德已经发了财,生活富足安逸。他并不十分牵挂生意,只是不时地雇用些帮工干点印刷活。不过,他还开办有一个邮局,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的消息比我灵通,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强,因此他得到的广告生意比我要多。他从中获利甚丰,对我却极为不利。虽然我的报纸也是通过邮路发行,但是公众却不这样看。因为在这件事上布莱福德对我非常不公正,竟然命令邮差不为我送报。我没有办法,只好进行贿赂,让他们偷偷地为我送报。我感到布莱福德的这种做法很卑鄙,使我非常气愤。到了后来,当我处于与他相似的位置时,我警告自己不可去学他的做法。

  那段日子,我还经常与戈弗雷合作。他跟妻子及孩子们占用我房屋的几间房子,他在我铺子的旁边开了一家玻璃铺,但他热衷于数学研究,不太经常工作。戈弗雷太太打算替我和她一个亲戚的女儿说媒,常找各种机会让我们会面。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向姑娘正式求爱,因为这个女孩确实令人喜欢。她的父母亲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尽量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以促使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后来到了应该把关系明白确定的时候,戈弗雷夫人想方设法使我们就结婚的条件达成一致。我告诉她,作为他们女儿应该有的陪嫁,我希望能获得付清我印刷铺借款的余数,当时这笔钱我想不超过一百镑。戈弗雷给我传来回音,他们无法拿出这样一笔款子。我提出他们可以抵押房子得到一笔贷款,过了几天后,给我的答复是他们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他们找布莱福德询问了一些情况,得知经营印刷业并不赚钱。铅字很快就会损坏,需要不断地添置补充,凯谋和哈里经营印刷业都相继失败了,我大概也只能和他们一样倒闭。因此,他们就不再允许我进门,而且还把女儿关了起来。

  究竟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意,或者是他们蓄意策划的一个阴谋,以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已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料想我们会偷偷成婚,造成既成事实,这样给不给嫁妆就在于他们的意愿了,这不得而知。我猜想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后者,因此我非常恼火,就断绝和他们来往。后来戈弗雷夫人又来转告我,他们表示愿意做出让步,还想再次笼络我。但是,我已决心和那家人断绝关系。这一下把戈弗雷夫妇惹火了,我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我一个人住整所房屋,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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