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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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