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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可夺其声
1不久前读有关新诗中人的文章（刊《文艺报》），提及该诗人写“树叶”之散文如何好。且援用其中几句，称，云南大树林里的叶子在××年××月××日××时××秒，掉将下来，云云。评论说，这是很美妙的，但笔者读之有三，尚不觉有何美妙，甚至连玄奥、朦胧也说不上。落叶每每有，只看如何落。若只是照顾到“唯物”之平平的自然现象，抑或，只照顾到“唯心”之平平的主观头脑——这里绝无“心迹”可言——那么，说一片叶子几分几秒落将下来，与痴人白活无异。
刚好，近听一演员于深夜朗诵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名著《最后一片叶子》，听之想之，大觉灵通。故事大概，文学中人都不会陌生。笔者少时读此著，被感动的情形迄今可忆。一少妇患肺炎垂垂已危，她每每数窗外之落叶，以百至十，从十至寥寥几片，乃至最后一片树叶，历经风雪狂撼而仍旧支撑在那里——挺住，就是一切——而小女孩本来命托于此，说，最后一叶掉下之日，就是她生命完结之时。但小女孩有所不知，她的“最后一片树叶”之所以迟迟不落，始终不落，以至永远不落，是因为有一位贫困潦倒的画家把它画了出来。
这则故事以落叶喻生命，以落叶之不落喻命运，以人之神秘的原则契合自然之神秘的原则，将看似无关的人与树的关系，极为平淡而又极为崇高地连在一块儿。至此，树叶之落，成为笔落于纸，心落于文字，艺术落于生活的一种写照。和上述诗句中完全武断的写法，可谓天壤有异，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哪怕是一句话，一句诗，也应有其巨大的逻辑与文化的背景所在。不然的话，胸有断竹，就托盘而出，实在是到了几分几秒，大便仍嫌干燥乃而！许多新诗中人都有此水分不足，大旱于斯的情景。只不过用了断行的形式，以期“象征”、“隐喻”、“暗指”、“反讽”等等手法昭示于人，其实总之是他心里不明白，读者也不明白；只有一些低智的偶象崇拜者，把皇帝的新衣当成罗绮，抚裸体而喊快哉。悲怜矣！
2此作者在同一篇文章更有“妙语”，谓其读某人之诗是“阅读”，不是“看”。这一点，就是语病。姑且退而言之，你可以“阅”而不“读”或“读”而不“阅”，怎样可以又“阅”，又“读”，又“不看”呢？汉语之博大丰盛，历久弥新，就在于汉语是声文，又是象形文字。这一点笔者屡述于此于报章。钱钟书、朱光潜、吴宓等等一大批老前辈每每有述于此，都是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因为，每每将其断裂的企图或观点——如外国人索绪尔、庞德等人的偏见——都是洋人的鄙陋浅谫。当今汉学中人，有几人深谙此案，不都是以半知半解，以应对半解半知之新诗中人吗？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中国人诗歌艺术的一种诀窍；大珠小珠落玉盘，同样也属诀窍。二者或可兼得，却断然不可偏废之。李白之“对影成三人”有其月亮的图画——月字本身的象形美，不可夺其美——也有其声音的美，月亮的声音，亦不可夺其美。如此一来，凡是好诗，阅之读之，二者兼工，美伦美奂，千年如此。只是到了今天，忽有人跳出来断其一臂，说什么只“阅读”而“不看”，真是丑乎其类，我一想，那种“看”不得的诗，也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3可是，不思个中三味者，固然有发其痴议之兴，却无考据比较之学。他把某诗人与举世称玄称妙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与“解构”派理论家（虽其本人一再声称，他不是“解构”派哲学家）德里达做一比较。接下去说，某诗人之写作与纳博科夫之“肉体写作”（大意）同；其性感文字与德里达的意象“处女膜”同工，真是大谬！
北京文学圈子里谈论纳博科夫本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纳氏译者于晓丹女士前后写过不少纳氏文章。她以较轻之年龄译出《罗丽塔》后，我们都贺其才大。但她以后撰文说她是有一些“后怕”的。纳博科夫纳性文化于小说是其特例。至于他的观念，是先锋小说与理念的集大成者。若把他的文化纳于性，则为本末倒置。“肉体”写作出处何来，笔者不知。但笔者知，性，是一种文化（如米·福科之《性史》)，而且在19世纪以前是一种负面的文化，是福科掀起了“翻案风”。但性之文化，绝不等同于什么“肉体写作”。纳氏之罗丽塔的风格，也是籍乎其上，以呈现一种试验文本。若把纳氏的文风视为一种“肉体”，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至于“处女膜”一词，更与性扯不上。大凡读过德氏文章的人都知道，“处女膜”一词是后现代中人“似是而非”的类乎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的表达——所以，许多人把德氏与庄子比较——而反对正、反、合中的合，从而反对与区别于黑格尔。“处女膜”的存在，正好反映了女性的肯定与否定于异性的玄机状态，最适于德氏的“似是而非”理论，这是一种大脑智慧的所在——如罗素认为，性是一种智力——而绝非仅仅表达那位评者的“性”感。
4某诗人在台湾出的一本诗集中称，汉语无分古典与现代（大意）。此评论又说，某诗人对于汉语做出杰出贡献云云（大意）。笔者察其文本（那本散文中的引文），却压根儿未见有此一举。评论某诗人的“汉语”，笔者只有一种名词叠置之不知所之感，而未发现任何贡献。
说到古汉语与白话，个中问题实在极多！至少白话文从明清始，盛于五四，而丑态百出于当下新诗中的历程，有识之士不乏讥评。而且，中肯者也不在少数。比如许多人说，古汉语是中国诗歌词赋的唯一载体，而白话适于小说散文，于诗，是“异类”。的确，白话文可以写诗，但成功者，莫不比附于古典或西洋诗歌节韵与格式，只是不能最终炮制出新体制。词有词牌，诗有诗体，白话的东西苟且其中，呈举步维艰状。（包括我自己的新诗，也属难以伦乎其类的局面！）就是因为，白话的语感不适于乐体。
新诗中人每每以意义游戏，诠释新诗。这只是说出新诗的一半的存在之理由。80年代以来，五花八门的哲理、小说网络、诗歌体制，一时时兴于我国。所以，新诗讲义、素材比比皆是。但是，如何将这种“义”化为形式，化为中国人的、汉语的形式，人们就三缄其口。而诗，倒底不是哲理、不是寓言、不是叙述，诗是一种音乐，只有其义，不备其乐，就只剩下一个躯壳。在这方面，任何引用外国人的话，不分时代地域硬套在汉语新诗文本上的做法，都近乎痴人说梦，南其辕而北其辙。比如，引用某某后现代中人的译文，套于前现代中人的新诗上，即为一例。这种毛病，也多属招摇过市，贻误青年的坏作风。至于讲到某诗人的诗，也只不过是新诗学步中的一例，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总之，新诗的吹捧者与被吹捧者，都应该慎思以行，不要因为低智商和狂热病，一脚踩到狗屎堆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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