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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聚合与诗坛的分化———40年代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述评
40年代,战争连接着战争,长期的战争环境净化着社会净化着人心,养成了一种具有浓郁战时色彩的社会心态:政治上的超常敏感和认识、处理问题的“简约化”方式。由这种战争环境和社会心态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一旦投射到文学上面,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即文学的政治功能被无限夸大,文学在想象中成为各阶级集团重要的竞相争夺的对象和决胜的战场,由超常的政治敏感所刺激催生的强烈的“敌情观念”则极为轻易地将一切文学的分歧一律视为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40年代的文学论辩有自己的特点,与30年代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长期对垒不同,此时这一对峙虽依然存在,但已不在核心位置,更多的是同一政治阵营或政治立场并不根本对立的文学派别之间的论辩。诗歌界围绕九叶诗派的形成和他们的诗歌道路选择发生过三次分歧和辩论。它们分别是:《诗创造》的内部分裂,七月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新诗潮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此外,人民文艺论者在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时,将他们视为朱光潜、沈从文晚出的后辈,一并牵扯批评)。论辩标示了诗坛的分化,同时又促成了诗人的聚合。
一、《诗创造》的内部分裂
《诗创造》作者面很宽,但基本队伍却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臧克家周围的年青诗人,如康定、林宏、劳辛等;二是编者杭约赫的诗友,包括后来的九叶诗派成员及其他有私交的诗人,如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前一批诗人在政治倾向与诗歌观念上和臧克家接近,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后一批诗人大多出身大学校园,接受过较系统的中西文学教育和诗歌影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一个主要以个人私谊为纽带的松散的诗人组合,兼容并收的编辑方针除了借以营造自由探讨的宽松气氛,可能更是缘于人事上的特殊考虑。因此,《诗创造》创办初衷,显然不在于创立一种风气,形成一个流派,标示一个方向或探求某种诗歌发展的明确道路,它是年青而热情的诗人们在诗歌的萧条与寂寞中证明诗歌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的顽强努力,对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诗人作品的勉强包容,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包容性的编辑策略固然体现了宽容大度的民主作风,避免了同人刊物的排它性;然而,这种缺乏倾向性倡导和风格化标示的编辑方针,必然是以牺牲主持者独立的艺术追求为代价的,也容易使诗人们的个人特色淹没在一片模糊之中。换一种说法,缺乏个性的包容还容易为有倾向有个性的诗人流派提供批评口实。还在创刊伊始,即有人在赞扬《新诗歌》“成为代表人民求解放的强烈的革命呼声、战斗号角”时,批评《诗创造》旗帜不够鲜明。[1]事实上,《诗创造》从一开始就没有严格遵守臧克家“刊物一定要搞现实主义”[2]的指导。包容,这是既无奈又明智的选择。追求战斗性而过于暴露必然遭到政治强权的剿杀;我行我素则只有另立家门,势必不能相安于同一刊物。在包容中给予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一点生存空间,在允许讨论的恳求中促进私心偏爱而处境艰难的诗艺探求,这是杭约赫主持下的《诗创造》对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切实贡献与有力推动。如果仅仅以作者与作品数量来比较,那么现代主义诗歌在《诗创造》里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学氛围中却更为引人注目。所以,等《诗创造》分裂已成定局,杭约赫在后记中承认《诗创造》渐渐稍带同人性质,这“同人”只能是指唐祈、陈敬容、辛笛、唐氵是他们而不会是其他诗人作者。
《诗创造》的分化以人事和编辑思想的变动为标志,据林宏、郝天航回忆:“我们这些朋友,……大目标是共同一致的,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着不同的见解。1948年春,林宏、康定、燧伯从外地相继来到上海,开始参加《诗创造》的编辑工作,逐渐在刊物的选稿标准上,林宏、康定等人的意见与辛之,唐氵是等人不时发生矛盾。前者认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下,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后者则强调诗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之作,主张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的探索”,而臧克家支持林宏他们,多次与杭约赫争论几至面红耳赤。[2]在第二年第1辑题名“一年总结”的文章中,新的编者正面倡扬,“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要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使诗的艺术性和社会性紧密地配合起来”。又从反面说明,“我们……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伤感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诗人必须“突破自己”,“摆脱知识分子的习性和生活”。他们检讨包容性的编辑方针实际是“对于新的好的风格的形成的损害,而且表现了自己阵营内的混乱和作战步调的不一致”。熟悉《诗创造》前后历史的人不难明白,这些话针对的是什么,编辑方针确实变更了,而诗人的分化也就此铸定。
公正大度不等于没有偏好与倾向,将《诗创造》的“正文”与“编余小记”对照阅读往往就能发现端倪,分歧与矛盾早就存在,而且半公开地表现出来。相对地说,后记是编者发表私见的场所。试举数例:《诗创造》第2辑刊出许洁泯的短论《勇于面对现实》,在“尽管”、“然而”的转折语式中,他首先褒扬了激情饱满却不免空泛的任钧、蒲风的战斗诗歌,接着认定今天的“诗文学,是被课以神圣的战斗任务的”,提醒“诗人应该认清现实,看明读者”;而“一切的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也必须是政治内容”,所有的诗,无论诗体形式,“都是政治内容的。”这篇文章代表当时一种权威性的声音,它要求诗歌应积极参与历史伟大变革,诗人要投身现实政治斗争,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战斗功能。而文中对现实内容的政治化限定,对诗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性解释(“与其读一百首意境朦胧的东西,还不如聆一篇感人肺腑的叫喊”),体现了当时有代表性的思维模式。这种带着特定历史烙印又不无偏狭的现实主义诗论,从行文语气到具体结论显然不对九叶派诗人胃口。陈敬容后来在三篇诗论中均侧面作了驳正①。本辑《编余小记》立即表示:“他(洁泯———笔者)特别强调诗的政治内容。这种看法,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新诗距离决定性的结论尚远,它之前的路决不仅仅只一条”,表明编者与作者立论的距离。《诗创造》第4辑又刊出了与臧克家关系密切的诗人劳辛的《诗的粗犷美短论》,论文从时代、阶级与艺术风格的形成关系入手,强调“今日的中国社会……是带悲剧性的苦难的日子,这时代有着粗犷美的性格,所以我们要求那些能与时代脉膊底拍节符合的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和臧克家的《眼泪》。作为反证,认为纤禾农细腻和精致的风格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指名批评袁可嘉《空》一诗“无论其气质和表现的手法都是与今天的战斗的时代精神不统一的”。作者对时代精神、诗歌风格及二者关系的理解、解释简单而直接。劳辛的批评对象虽选的是远在北平的袁可嘉,但物伤其类,此时杭约赫他们正与彭可嘉等互相寻找,确认共性,企图南北联手,有所作为呢。这些均足以说明,分歧早已存在,而当矛盾发展到不能彼此包容相安无事时,分裂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二、与七月派诗人的批评与反批评
对于来自七月诗派的批评,九叶派诗人很可能猝不及防。因此,双方批评与反诘的往来也是极不成比例的(这在稍后与《新诗潮》社的驳难中可比较看出)。九叶派诗人尤其唐氵是对七月派诗人如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唐氵是他们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并寄意《诗创造》负起组织责任。[3](Ｐ8)
七月派诗人对九叶派诗人的批评起因颇为复杂,如阿垅在批评臧克家时拉上杭约赫等,“初犊”在抨击沈从文、朱光潜时涉及袁可嘉等。批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有社会历史观、诗歌价值观的龃龉,也有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但就七月诗派而言,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则相当单一。就在《诗创造》创刊同月,稍后出现的《泥土》(七月诗派后继刊物和外围刊物)第3期发表署名“初犊”的长篇评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用人身攻击性的粗暴语言横扫“沈从文集团”,包括穆旦等人和《诗创造》社。原因大概是由于沈从文、袁可嘉此前在《益世报》、《大公报》发文对当前诗坛现象有所评论。沈从文指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与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对于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作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并对所谓空头“大诗人”、“人民诗人”予以揭示与讥讽,[4](Ｐ51)这些文艺观确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观不无吻合之处。接着袁可嘉则批评“拜伦式浪漫气息的作崇”,而七月诗派恰恰是40年代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派。沈、袁的评论原本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化批评与感慨,针对性并不强,但前后相继持论相近的表述很容易被对方认为是有计划的联合行动。“初犊”的反击全面而急切,他先认定沈从文是出卖灵魂制造毒药的文艺骗子,接着说袁可嘉等人只会“玩弄玄虚的技巧”,而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力、慵惰,因而寻找‘冷静地忍受着死亡’的奴才式的顺从态度”,称他们为“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是应大力扫除的对象。最后评论《诗创造》“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这正是我们的敌人该打击之。”历史地考察,这是第一次将流派形成之前的九叶派诗人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有共同政治倾向与相似艺术特色的“准流派”来评论,虽然是不伦不类地置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名下。答复在四个月后,在第5辑后记中,编者(杭约赫)希望诚恳与善意的探讨能够清除泼妇骂街式的粗暴习气、宗派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革的狰狞姿态,因为“生活在这个窒息的地方,黑色的翅膀时时在我们旁边闪动着。还能够呐喊能够呼号的我们当向他们学习;在挣扎苦痛之余发出一点‘呻吟’,或有时为了烦恼和忧患发出一点‘低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1948年8月,唐氵是在回击《新诗潮》社的指责时旧话重提,认为《泥土》对穆旦、郑敏的批评,是由于直觉推论方法的误解,自我扩张的结果导致自蔽更昧于人。[5]这就更象流派发言人的自辩与反驳了。
阿垅全面代表了七月诗派对九叶诗派的批评与批判。阿垅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理论家,并且他把诗派已有的某些偏狭发展放大了。阿垅诗论的首要主题是将诗的探求引向人生与政治的讨论,他1943年的文章《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从题目就可见一斑;其次是反复申张诗的情绪本质,认为“它们要有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仿用恩格斯人物典型定义,将情绪作为诗歌结构元素的基石。而九叶派诗人,主张诗在反映现实之余仍然享有艺术生命,认为对于激情的热衷是现时诗坛最大的迷信之一,应将激烈的情绪转化为沉思的经验。再扩大地看,相对七月派诗人浪漫主义的激烈单纯、理想主义的热情乐观和英雄主义的坚定自信,九叶派诗人对40年代末期的社会历史态度确实有些暖昧,对个人投入时代及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疑惧,对人类命运深怀忧虑,这是激情的现实主义与沉思的现代主义的碰撞。
据查(可能不全),阿垅涉及九叶派诗人的批评性文字近10篇,其中《〈旗〉片论》(1948
3 23)[6](Ｐ251)值得单独分析,不仅因为它是针对九叶派诗人的专论,不属于“顺便一刺”的批评,是40年代对穆旦屈指可数的有份量的长篇评论;而且,它以个案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批评家敏锐不凡的感悟怎样转化为头足倒置的偏见与成见。阿垅在此文中对穆旦的抗战诗作做了全面检阅,当然,政治意义的索求几乎完全取代了艺术形式分析。阿垅开首谈到初读穆旦诗集《旗》时那种惊心动魄永不平静的体验,油然回想15年前的军旅生活,感觉强烈而奇特的感情的袭击与吸引,使自己狂热地倾慕又冷酷地拒斥。这一“奇特类比”表明阿垅已经探入穆旦诗歌的灵魂:深刻的矛盾与巨大的痛苦,以及冲突无法化解所导致的灵魂撕裂的尖锐失衡,雄健坚忍的气度与沉郁冷硬的风格,备受压抑的诗思内核要挣脱诗形的躯壳奔腾而去。批评家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深沉浑厚而矜持自觉的生命在走向圆熟澄明之前的搏求与挣扎,站到了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幽深入口。然而,社会历史观与思想方式的隔阂限制了他,不同的艺术价值观念和艺术感知方式阻碍了他,面对这些惊世骇俗新鲜刺人的作品,阿垅作了另外的解说。如穆旦的《赞美》一诗,本是诗人对一个民族在抗战中挣扎奋起的“带血的”深沉祝祷。在表现上,为了突出人民艰难的主题,诗中大量铺叙了历史与现实的深长的忧患、屈辱和巨大的荒芜、毁灭,雕塑了人民“受难的形象”。作为对于人民或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描写,是真实有力的,胡风也曾反复告诫人们注意发掘人民原始强力下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对此,阿垅进行了先扬后抑的评论,他说:“在《赞美》和《控诉》中,对于人民,似乎突入了世纪底背光面而称颂了他们,信赖着他们底地下的力而为他们的负荷和创痛发言。可是这一切结果却是宿命论或者定命论的”。诗人着力展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前的历史“负荷与创痛”,批评家则以人民在抗战中的现实表现为立论背景,从而认为诗人偏于“世纪底背光面”的抒写是将战斗着的人民形象“凝固”在苦难的宿命上,对于人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认识,穆旦偏于消极面的揭示,而阿垅侧重积极面的颂扬,穆旦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前的创痛挣扎,而阿垅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后的意气昂扬,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区别十分显然。
三、与《新诗潮》社的论辩
《诗创造》曾因对现代派诗的“包容”而得到“不够前进”的批评,当《中国新诗》为九叶诗派别标新格的诗歌道路选择张目时,更严厉的斥责随之而来,发难者是《新诗潮》社。此时,伴随政治交锋与军事决战的白热化,形势日趋明朗。这些批评者已没有丝毫的耐心来作不同风格流派的比较,当然,在他们眼里,艺术问题早就与政治胶合不分了;因此《新诗潮》社诗人的批评是从新诗发展方向的政治“高度”来进行的。他们举办茶会,接连撰文,逐期对《中国新诗》进行批判。张羽的《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1948
7)首先认为《中国新诗》的作者构成是“上海的货色”与“北平‘沈从文集团’的精髓”的合流,“集中国新诗中的一种歪曲倾向的大成”;然后对穆旦、郑敏、陈敬容的创作和唐氵是的诗论一概否定,杭约赫的《严肃的游戏》庄肃之义出以诙谐风格,也被讥讽为绅士作风;最后判定仅出一期的《中国新诗》“已经走向了一极端恶劣的道路”,里面充满了个人主义、才子佳人、没落阶级的流行通病。在堆砌了大量“罪状”后说“实在是中国新诗的恶流”。舒波的《评〈中国新诗〉第3辑》(1948
8)沿袭了张羽的思路与观点,继续认为《中国新诗》是“无廉耻的‘白相诗人’集中的大本营”,他以解放区“人民文艺”的枪杆诗、墙头诗、报告诗、朗诵诗和李季等人的民歌体新诗为评判尺度对照《中
国新诗》的作品,除杜运燮外,九叶诗派的所有诗人无一幸免都享受了一番粗暴批评。除了对知识分子“情调”照批不误”“朦胧、暖昧、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也受到挞伐。结论依然是《中国新诗》代表今日诗坛的逆流,“所以,在今日开展诗歌批判运动,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语气已十分冷峻尖锐。在此之前,《新诗潮》社还出面举办茶会,对《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进行讨论,认为陈敬容的诗故弄玄虚,没有抓住现实,是与人民无益的“糊涂文学”。紫虚、吴视等人的意见较为宽容,认为大众化不应完全排诉知识分子的特殊爱好,但平实的议论很快淹没在暴烈的批判之中。[7]
九叶派诗人的反应迅捷而全面,袁可嘉发表《诗的新方向》的评论,结合两辑作品,着重指出《中国新诗》出现的双重意义:一是具体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在诗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破例合作,二是代表着新诗发展多种路径的可能。唐氵是1948年8月刊发长文《论乡愿式的诗人与批评家》,正面的申说与反面的讥讽双管齐下,并且由于对方攻击的无端和用语的刻毒,本文也有冲动性的言辞,平和冷静的心态终于稍稍失去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唐氵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业已认识到这种空洞浮嚣的政治化批评何以能够振振有辞蔚为风气,他在文中括号内加注:“当然,如果没有假借时代激荡的力量,它们当然不能风魔别人”。《中国新诗》第2辑的《编辑室》也可视为一个答复,“杭·祈”重申办刊宗旨,并表示“我们要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道路”。
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宣传和贯彻,国统区的人民文艺运动逐渐蓬勃高涨。继左翼文学思潮之后,一场全面而严密的文坛整风运动随即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展开。客观地说,九叶诗派与人民文艺运动之间存在不小距离,后者服膺于当时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政治形势,在文艺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和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等原则问题上,代表了时代主流方向。人民文艺论者对40年代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部分地包涵了对九叶诗派的某些批评。气氛已不适宜九叶诗派“新诗现代化”的探索,他们勉力支撑半年以上,终于园地丢失人员星散,一个流派和它所代表的40年代现代诗运动也偃旗息鼓。
参考文献:
[1] 戈 阳 诗人书简[Ｊ] 新文学史料,1986,(1)
[2] 林 宏,郝天航 关于星群出版社与〈诗创造〉的始末[Ｊ]
新文学史科,1991,(3)
[3] 唐 氵是 诗的新生代[Ａ] 诗创造[Ｃ]
[4] 沈从文 学废邮存底·十七[Ａ] 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Ｃ]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5] 唐 氵是 论乡愿式的诗人与批评家:上[Ｎ] 华美晚报,1948-8-16
[6] 阿 垅 诗与现实:第三卷[Ｍ]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
[7] 钦 鸿 四十年代关于新诗方向问题的一场讨论[Ｊ]
社会科学辑刊,1989,(2,3) (责任校对:都春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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