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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先锋，什么又是民间
一
汉语里“先锋”这个词缘起于何时何地、出现时有什麽背景，我都没有印象，也不曾听有谁专门考证过。只知道就当代诗歌而言，各类选本中频繁使用这个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至许多当年开始写作的诗人，到今天一听到人提“先锋”、“前卫”这样的词，往往要露出会心一笑:“又来了，老一套。”而与此同时，他们每每忽略了一直以来，在这些词熟稔的外表背后所隐藏的那令人疼痛的部分。
2000年的中国诗坛之所以重新关注“先锋”这个词，首先应该归功于青年诗人沈浩波。正是这个急燥、热情而又冲动的诗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同仁文学刊物[下半身]，喊出了“我就是要先锋到底”的口号，高扬反文化、反传统和清算九十年代的大旗，令许多人侧目，同时也令许多人为之一震，使大家重又面对“先锋”这个话题。在衡山诗会上，有人在会上和会下都问过我，怎麽看沈浩波他们的反文化、反传统，怎麽看更新一茬诗人的先锋？关于前者，我是这样回答的：沈的反与伊沙的反有着不同的来历，伊沙的反源自于一种与生俱来对桎梏的反抗，他对文化、传统等庞然大物的蔑视与愤怒，均是出于这种整体的对压迫的敏感与觉察。沈浩波的反则源自于他对所谓文化、传统、九十年代等设身处地的感受。要知道，他求学的时间正值商业年代，他接触的东西又是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那班人，而这些人整天满嘴文化，写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事又都很差劲，令他产生了怀疑，进而逆反。我打了一个比方，你有一个朋友，整天嘴上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你肯定认为是他这个人有问题。但如果你的一百个朋友，整天嘴上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你就会去怀疑那个仁义道德了。所以沈浩波他们那个愤怒是情理之中的。关键要看他们怎样把这个愤怒和反抗深入进本质，用对地方。这要给年轻一代时间，容许他们做充分的探索，甚至是失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写过来的。
关于“先锋到底”，我认为沈浩波提得好。因为一来“先锋”这个词一度被人用旧了，大家渐渐忽略了它背后所蕴涵的激情、虔诚与对现状的永不满足；二来“先锋”在大多数人那里常被视作阶段性的事、年轻时的事，先锋过就行了，就万事大吉。诗人们每每忘了，在我们暧昧的国度，岁月、生理、人生阅历以及我们的生存环境，都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削弱着你我的激情，不先锋到底怎麽行，怎麽能避免你被生命的惰性制动？所以先锋与青春无关，与敬业有关。因为我们置身的这个领域，其本质就是先锋的。
接下来我想说先锋的形态。先锋是不是只有一种形态？反叛的、蛮荒的、浑不论的、冲动的、狂飙突进的······我认为不是，那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先锋的酝酿状态，真正的先锋，是在抛弃伪诗和旧时代经典规范的同时，为读者奉献出耳目一新的作品。正如以早期“非非”和早期“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十几年前所做的。先锋意味着每一位诗人，以各自的实验和追求为原点，为汉语贡献出成功的、迥异于前人与同时代人的全新的想象世界，以及惟他们所独有的审视事物的方式。先锋还应是每位诗人建立在此个人理想上的决绝，而这决绝，又是建立在维护诗的写作与阅读双重快感之上的，不仅仅是逆反和以叛逆撒娇。先锋包括了对既往文学品质中致命缺陷的弥补，对今天久已失传的人类优秀诗歌精神的复兴，它源于个人，作用于整个文明。先锋不是一团和气，说说而已。对资深诗人来讲，它既不是回避自身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也不是以爱护新生事物为名，纵容和催生新的平庸；对青年诗人而言，它不是扮酷卖帅，无知者无畏。
以近年编选的几个年鉴和年选为例，诗坛推新人的风气比起“盘峰论争”以前的遮蔽状态，可谓进了一大步。但接着问题也就来了，每年哪有那麽多出色的新人和新作？将新人的学步之作与成熟作者的作品混为一谈，前者入选的比例甚至在一本书中远大于后者，
而编者进而命名此书为“年度之最”或“前卫之最”，是否有将现代诗歌儿戏化、将读者弱智化、将推新人作秀化的嫌疑？这种浅薄的“爱护”对于一些本来颇具浅质的新人的成长究竟是好是坏呢？无原则地称誉新人在今天的资深诗人（如于坚、侯马等）中似乎正成为一种风度，这对于诗坛而言，难道仅仅意味着是好事？至于青年诗人，对他们构成考验的则要看他们喊出“先锋”这个字眼之后对现代诗艺复杂性的清醒洞悉，以及怎样从理念的决绝回归写作本身的自如。我曾对朵渔说，“什麽时候，‘下半身’诗人不再把题材仅局限于下半身了，那才意味着身体写作理论的成功。我希望能在第二本、第三本[下半身]中看到这个进步。”毕竟，今天我们提反文化，里面是有许多内涵的，不是写写人性恶、青春性苦闷就算的事，更不是去写新纳粹诗。再比如沈浩波对诗的理解，许多大的方向对头，一到具体的就显出空白了。比方他在衡山诗会上说宋晓贤的诗太抒情、不先锋，可接下来他又呼吁大家去关注一个更抒情的郑单衣，乃至一个抒情到病态自恋的俞心焦······这就让人容易对你“先锋到底”的说法产生困惑，弄不清你“先锋”的标准，显得很随意性，不负责任。原本想达到的诗学理论建设的目的，因为讲话的随机和对当代诗了解的不深入打了折扣。其实他对郑单衣与俞心焦这两个人作品的了解是极有限的。这两个人不是没有佳作，但他们那些作品的卓异和你鼓吹的东西无关，基本上仍是建构于抒情和泛学院趣味之上的。宋晓贤和这两个人比起来，无疑要现代得多，眼界也开阔得多。你浩波要是指责后者推崇前两者，我只能讲你的先锋哭错了坟。还有余怒的诗，他的一些诗坏就坏在他的那套理论发明上了，他的泛学院趣味有时连他自己都蒙住了，你却说他理论建设还不大，好象他在这方面还应该多努力似的，你那是在害余怒呢！作为一个诗人，我不愿意你看见一个什麽就像从此有了新发现似的满世界公布那是真理，进而头头是道，自以为得了真谛，我倒更希望小沈在对具体的诗与诗的分别上说得更内行一些，因为那将有助于你在诗艺上的良性成长。你悟到了一些东西，干嘛不再沉潜一下、深入一下呢？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诗人应该切忌浮躁，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家伙”的经验之谈。严重的是，类似的情形不仅仅属于沈浩波一人，在其他年轻诗人身上，甚至在一些“老家伙”身上，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是共性的。我现在给大家指出来，是怕它将来引起癌变。
比如新一代诗人对伊沙那种反叛的模仿。他们以为伊沙的诗好在把诗自觉地推进到“身体状态”。可所谓“身体状态”到底包含了什麽？仅仅是下三路吗？以我对伊沙作品的理解，不是这样的。他那里有许多“上半身”的东西，有寂寥，也有悲哀、无奈。可他好在一点，把这些东西都提炼得具有很积极、纯粹的生存意义。现在许多人学他，只学形似，有什麽用？你死定了。要学他的内在精神，同时要写得和他不一样。这件事上，作为“一代宗师”的伊沙没能很好地提醒他们，应该负有责任。又比如“他们”和“非非”，对于这两个缔造了八十年代诗坛许多辉煌的社团，现在的许多人只知道缅怀，却没有人沉下心来去研究他们后期为什麽不行了，没能抗争住“知识分子写作”的遮蔽。我觉得，这里面既有人的弱点，也有文本与理论存在差距的问题，还有一些天才没能及时深化自己在创作上追求的问题。诗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后来者，我们大家今天应该吸取这类用十年时间才换来的教训。
所以说今天我们讲先锋，不是一高兴说说就完了，先锋是要做的，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的基础也不是振臂一呼，而是呼号过后毕生的孤独与顶风前行。先锋是一种累，不是一种爽。是精益求精，是与自身的惰性和享乐、虚荣天性的毕生搏斗。先锋有时候还要做好以“反先锋”形象面向庸众的准备。
摩拳擦掌的诗人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二
1999年为时一年的“盘峰论争”之后，诗坛一分为二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本来是一个好事，是诗人们摆脱这个国家暧昧传统与人生哲学的开始。可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这麽决绝的。以我有限的见闻，这一年，因“盘峰论争”而备受瞩目的“民间写作”诗人于坚，屡屡与钟鸣、臧棣等“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一同出现在[花城]等具有腐朽诗歌趣味文学刊物上。于坚等三位“民间写作”诗人策划的[作家]、[上海文学]2000年诗歌联展中，收选了大量“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作品，而作为“民间写作”与“盘峰论争”的代表性诗人我、伊沙、侯马、宋晓贤等人均告落选，而据说事后老于坚对此的解释是让我们“给年轻人让路”。让什麽路？年轻人是否真那麽弱小到要靠我等让路才能浮出海面？我们难道就真像体育界的巴蒂斯图塔、邓亚萍那麽德高望重技压群雄阻挡了年轻人？真是如此的话，为什麽更德高望重名满天下、且作为策划者的于坚不为年轻人让让路呢？再往下说，难道陈东东、钟鸣、臧棣等“知识分子诗人”也属于年轻人吗？“让路”是假的，暧昧媾和的人生哲学却是真的、是本质的。与此同时，还多少伴随了一些对年轻于己的同行实力的惧怕。所以说我们批判诗坛的遮蔽，不仅仅是面对买办主义诗人，对我们自身，对所谓民间，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又据我所知，2000年末，当年“民间写作”这个词的原出处——号称“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的广州[中国新诗年鉴]的出资人、编委之一杨茂东又跑到北京去约见了唐晓渡、王家新等“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号称相见甚欢。回来后便力主该书编委会应递补唐晓渡入内。老实讲，我认为作为“目前民间写作”一个重镇的编委，杨茂东的这个行为是可耻的。唐晓渡这个人九十年代以前是为先锋诗做过很大贡献，可近十年来，他以诗坛权威自诩，推崇买办主义诗学，否认原创在当代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早已远远脱离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前沿。他一意孤行，为“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在诗坛大搞遮蔽出力甚多，在理论界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你现在要将这样一个人增补进来，姑且不提你是不是伪民间，难道你想让他进一步发挥他对诗坛的恶劣影响？
在诗论诗，这是我对处理诗坛一些事的观点。我关注诗坛不是为了去结交一堆“好人”，好人多着了，我的邻居们随便拉一个都是，我上诗坛去发现一个陌生的“好人”也未免太累了一点，我要找的是好诗、是纯粹的艺术。善良的杨茂东想做过去作协主席干的的事，搞大一统似的团结，行得通吗？中国有哪一位作协主席催生出了好的作品，他们只催生出了暧昧的习性，他们用暧昧的哲学毁了几十年来的文学。戏该收场了。
民间不是马戏团的帐篷，谁交钱都可以进的。民间也不是好人收容所。民间是一种对艺术准则的坚持，是对利益的牺牲，是对自身暧昧毒素的不断透析，是对彼此缺点的揭露、剔除，不是“你有我有全都有”。民间更不是诗坛的精神按摩院。一两年来，曾听到一些其它领域的朋友对我感叹，“你写的那些丑恶现象，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只不过大家彼此都还维系一个表面上的和睦，不好意思明说。或许，这正是诗人们纯粹的地方吧。”同行们，不要无视这建立在无奈上的感叹吧，它道出了诗人之所以存在于这世上的必要，现代诗之所以存在于世上的必要。写诗的人，你们怕什麽？写的再好它也不赚钱，难道这之后你还要有所顾忌吗？
好人哲学要不得，建立于蒙昧不自信基础上的老好人哲学更是可怕的。民间，我们为诗歌而来，为相互得罪而来。
不要再热衷于暧昧和共谋了。在民间，我们的好与坏都是透明的。
2000年秋天[作家]杂志先后刊发的张柠和韩东的笔仗文章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民间写作诗人们的缺欠，在诗歌以及精神向度上缺乏准备。比如韩东，你犯得着因为对方说你是“精神警察”而发火吗？他说是他的权利，充其量是一种声音，跟因“忽略”而产生的“敌意”有什麽必然关系？比如张柠，他在常识性地指出韩东[论民间]的一处硬伤——食指、王小波、胡宽跟我们既往的诗歌运动联系不大——的同时，犯了和韩东同样的失误：力赞胡宽。胡宽写的那能叫好诗吗？思维混乱，哪儿不挨哪儿，还“先觉”，还“清醒得让人吃惊”？张柠的学问做得也真够可以的了。而他们作为一个中年人，为了在理论上说事儿，竟然“忽视”了一个真相：身在民间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热爱和坚持他那种状态，有的人只不过是在等待主流的招安，抑或招安被拒罢了。尤其是后两个死人，你拿他们说事儿跟前些年拿海子们说事儿的人又有什麽区别呢？小小一场笔仗，便带出了诗坛上这麽多有共性的问题。这值得每个人关注和警醒。
民间是什麽？就诗歌而言，它不是一时兴起式的诗人聚义，更不该是新一轮的话语位置抢夺。它应该是就诗论诗，是背靠永恒的诗歌法则与不懈的创新精神，以严苛但又是公允的态度面对每一位作者的成就和探索。民间在我们暧昧的国度与暧昧的传统下意味着艺术家的胆识，意味着直刺向中庸的疯狂。民间是对现状的永不满足，是对诗歌精神敌人的睚眦必报。民间是不妥协。是对世界的真狂傲不是假谦虚，是对诗的真恐惧而不是装孙子。
民间是独立，独立于世俗，独立于经院，独立于名气和先来后到，独立于友情恩怨的羁绊。
真正的民间迄今对我们还只是一个雏形，一个梦。但这梦告诉我们：诗歌如欲进步，必先从荡涤自身开始，要远离任何整体的诱惑，回到个人的决绝，并为此不惜将分裂进行到底。
20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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