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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在守望——读西渡评论集《守望与倾听》
我读过很多文学评论集，当然包括有关诗歌写作的那一部分。而且后者毫无怨言地用去了我很多时间，这完全可以归结于我的个人兴趣。如果按照评论写作者的身份来说，我可能更愿意阅读诗人的诗歌评论集，仅仅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诗歌的内部生活着，用更具体的话说是在诗歌的核心呼吸着。我想拥有这一个亲切的理由就足够了。而学者的诗歌评论集则有着另外一种价值，是要我必须放下感性之火的限制去审视的。虽然西渡受过良好的学院批评教育，但是我更愿意将他的诗歌评论集《守望与倾听》视作一个诗人的批评，因为他对诗歌刻骨铭心的爱是其他非诗人身份的专业批评工作者所没有的。这种爱注定了他能看到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秘密，当然这也注定他将永远丧失一个可能更有效的局外人的身份。所以我常常感觉命运是无所不在的，在诗歌写作的时候出现，而在诗歌批评的时候也会出现，并舞弄她那娇媚而残酷的倩影。
按照西渡的说法，这本评论集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诗歌和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诗人在安排自己的生命位置时所做出的严肃考虑。西渡肯定诗人是幸福的，这一点我也承认。我想把这一点开宗明义地讲出来非常必要，因为很多人，甚至某些诗歌的从业者不认为诗人是幸福的，他们对诗人和诗歌有另外的界定，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从更有现实约束力的意识形态角度考虑，他们都可能看到或者更加看重诗歌的另一些作用，或者还包括诗人身份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学价值。西渡接着指出诗人的幸福是和语言有关的。这表明他的立场是明确的，是有本体意味的。同时西渡把“内心生活”的概念再次引入，以强调这种立场的具体存在方式，并十分清晰地点明“性格特征明显”和“具有个性”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么诗歌写作有没有阴影呢？西渡是承认的，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这种阴影本质上是语言的阴影，这份见识不仅对他本人的诗歌写作比较重要，而且道出这也是诗歌写作学和建立诗歌批评标准的关键部位所在，从而剔除了“无法公度”的干扰。一个诗人最起码的目光应该落在语言上。语言是一切，又是灵魂。西渡由此开始对语言的探讨，形式，技术，声音，知识，方言，等等。这些细节事实上已经涉及到汉语诗歌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了。这也是西渡较为系统地反思台湾现代诗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90年代诗歌的阐释和批评。比如90年代诗歌中的历史意识，我以为这一点抓得是比较准的，它和当下比较成熟的历史观念有直接关系，而不是由于单纯的历史境遇被动造成的，从而使一部分现代汉语诗歌具备了某种条件的庇护，去超越过去由于写作者自身和社会的局限所造成的文本狭小的格局。这种历史意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行进在细化的过程之中了，并且因为个人把握的不同而呈现出比较可喜的丰富场面。西渡对这些细节都有独到的分析和阐释，不仅从技术上予以界定，而且对当代生活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也有所暗示，后者大概属于“妙手偶得之”吧。西渡对90年代诗歌的全面认识在一篇直率的问答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涉及到许多90年代诗歌的中心概念，比如中年写作，叙事性，中国诗歌话语场，诗歌技术，语言意识，个人写作，知识分子身份，修辞特征，等等。在这番梳理过程中，西渡作出了既有共识成分，又有个人性的言说。比如，他对90年代汉语诗歌的修辞特征的剖析。首先他指出这种特征就是散文化，进而道出这种散文化的句法特征，是从“特殊的诗歌句法向正常句法的回归”。这就不难从诗学的可分析的技术指标来区分什么是90年代诗歌了。那么90年代诗歌的“地图”是怎样的呢？西渡通过对一部分当代活跃的诗人写作的具体阐释得出了自己的线索，并且有意识地强化了他所关注的90年代的写作特征。在满怀热情的关注的同时，他仍然保持了一种极为难得的清醒，他说：“我不认为90年代是一个成熟的收获期”，而我可能更“悲观”了一些，我只承认90年代是有所进步，或者大胆说它是新诗现代化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端点。这些是我在阅读这本评论集的间隙，插空儿说的。我想这本评论集至少能迫使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者进行一些有价值的思考，有这个作用，西渡的辛苦就已经没有白费。
就像许多诗人一样，西渡有他个人的批评视野，比如他对“北大诗歌”的关注。在历史上早有这样的“巧合”，一所学校，甚至一个班，曾成批地贡献过对诗歌有所作为的人，远的有英伦的“奥登一代”，“西南联大诗歌”；近的则有“北大诗歌”，我母校所出的“北师大八五一代”等等。这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史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它提供的决不仅仅是“传统的虚荣心”，也很可能和诗歌的自我教育与小团体教育有关。这种小诗歌场对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成长期特别重要，这说明了它有历史性，而并非终结的东西。西渡准确地表明：“北大诗歌的概念在诗学上能否成立仍然有待商榷，但是80年代以来北大诗人辈出已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不到时候，或许这应该是未来者的责任。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成长期的这个“场”，不仅存在于北大、北师大，也存在于清华和复旦，以及其他的学校和诗歌团体，但这个问题可能在北大更显著一些。这里面的子问题也是相当多的，比如“场”的核心是什么的问题。西渡对北大诗歌的个案分析基本上还是对共同背景的影响的触及，我想这或者是仍然不能将这个问题提升至诗学高度的困难所在。西渡对自己在燕园学诗的琐忆更是对这个成长期的“场”的饱含深情的言说。这个“场”的影响或许仍将保留在成长期之后的写作之中，但是究竟占着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西渡对当代汉语诗歌的这一现象的提出是重要的。我认为这事实上也恰恰是90年代诗歌的又一个特征：共同的学院背景和知识背景。而在成长期之后，这种“场”的影响就势必减弱，而代之以新的混合型的“场”。这就说明“场”具有阶段性。而某种具有符号性和真正的传统性的主要特征恐怕还得归于“当代传统”的研究范畴，这是一个“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传统”依然是历史的问题。西渡对戈麦和海子的分析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场”的因素，而是从诗歌的本体——语言形式出发，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个人与其说是北大的诗人，不如说是当代汉语诗歌的杰出代表之一更为精确。
第四部分是西渡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所做的说明，这对我们了解他的写作很有帮助。西渡引用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守塔人之歌来解《守望与倾听》的题：“生来为观看，矢志在守望”。这的确不仅是诗人的一种姿态，也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姿态。
2000/3/10/1：45
转自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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