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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的认知性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
--蒲柏
怀特海认为："纯粹数学这门科学在近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性灵最富于创造性的产物。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和它争一席地位的就是音乐。"今天，数学被视为科学的皇者，自伽利略以来的现代科学甚至到了追求数学描述而不顾物理原因的地步；音乐呢，则被视为最纯粹的艺术形式。然而远在2500年前，倡导"万物皆数"、将数作为"和谐"与"秩序"之根基的老毕达哥拉斯发现：音乐的和弦也一样存在着"数"，这促使他将音乐列为数学一个分支，就像几何学、算学一样。那么，纯粹数学是什么呢？音乐是什么呢？是科学，还是艺术？或者兼而有之？
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它不仅包括行动的自由，也包括认知的自由，不能运用理性认知的人，就没有自由，也没有人性。"数学"与"音乐"，正是人类获得理性的最佳途径，古希腊人并不认为数学只是一种计算方法，而认为它是一种与人性、自由相联系的智慧，属于德育训练。所以柏拉图把数学（算学、几何）和音乐视为追求善与完善人性的重要课程。（柏拉图在《亚尔西巴德》里为"智慧"所下的定义是："智慧是使人完善化者"。）这种观点离我们有些陌生了：尼采就一面崇尚音乐的悲剧性本能冲动，一面抨击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占有知识的乐观主义"，认为他们那"理解然后美"的公式无比荒谬。从毕达哥拉斯到尼采，科学与诗已经产生如此巨大的裂痕，抨击科学精神及其衍生技术对人之存在的戕害，成了众多诗人与哲学家的共同话题。
那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章1-4节）
是哲学（＋科学），还是神学（＋诗）？（我们还可以问：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诗还是哲学？）一个比较合适的回答是：它们既是哲学（＋科学）也是神学（＋诗），更准确的说是哲学（＋科学）与神学（＋诗）的共同原点，其中包含着人对世界的求索，是想象的，也是认知的。古希腊的科学与神话存在着隐秘的精神联系："希腊悲剧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的自然秩序。"（怀特海）最初的智者在面对这滚滚万物之流变时，不由发生一个亘古的询问：为何世界存在，而虚无不存在？这种对存在的惊奇感激发了人类的兴趣，驱使他们去询问、去求索、去解答--这正是文明起源的驱动力之一。（埃舍尔："惊奇是大地之盐！"）正如维柯所发现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它一方面发生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也发生物理知识、宇宙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可以说，诗是认知的，科学是想象的，两者具有相通的品质。追求知识与追询存在的意义，两者在最初并无区别："知识即善"。
那么："……我还在耗尽生命守着你，／有时候，这是多甜蜜的苦役！／在我痛苦时，你也会怜悯我……"（雪莱《给--》）"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是对世界的认知吗？不，它是对心灵的慰藉。就像自然哲学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手里演变成政治哲学一样，认知的诗也在后世演变成慰藉的诗。可以说，诗涉及的领域大略分为四种：一是人-神关系："以神性度量自身"(荷尔德林)，如《旧约·约伯记》；二是人-自然关系，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三是人-人群关系：关注的是人与人、个人与城邦／民族，如阿里斯托芬的《马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四是人-自心关系，关注的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心理剖析，如叶兹的《灵魂与自性的对话》、艾略特的《情歌》。就属人层面而言，以上四个领域分别呈现"神→自然→人群→个人"的演变路径。其中，"人-自然关系"是最能体现诗的认知性的领域，但也是衰退得最快的领域。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属人的认知理性不断转移，留给诗的认知性越来越小，以致巴什拉不由感叹："难道永远不能用思维作诗？"亚里斯多德断定诗的价值在于净化，《诗大序》断定"诗言志"，钟嵘断定诗只是"吟咏情性"。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诗最有意义的领域只局限于人与人群（甚至是心理学的孤零零的"自我"！），把诗当作属人情绪的宣泄物，而非人类超越性的发生器。
降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我们又认为诗的最高价值是阐发"民族魂"。（可怜的叶兹就不得不一面认为民族和国家"还不如上帝送给红雀筑巢的一片草叶"，一面又声称自己是一个"爱尔兰"诗人，聂鲁达也是如此。）狭义的诗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这常常引起许多谬误的观点，特别是那种语言高于人的语言神秘主义或语言民族主义。其实，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下棋必须遵循规则，但无需对规则五体投地！) 一位数学家进行运算时，可以用十进制也可以用二进制，都能准确运算：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也是如此。一种语言具有民族性，但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诗，它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全人类的，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在一个方程与一首诗的背后，潜藏的是全人类认知世界、改造自身的积极努力（在神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要求这种努力！），而非民族-国家的一个工具。
正如贡布里希所说的："我们永远不能把所见和所知整齐分为二，……我们必须学习观看东西，进行一些自我限制和自我观察，我们才能发现我们的所见。"知识规训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从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到麦克斯韦方程再到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 = mc^2，科学追求从简单的公式来推演一切宇宙的时-空规律，每一次科学的飞跃都改变了人们观看与理解世界的方式。诗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并不具有科学的可验证性，但它一样具有认知功能。在西方，追求诗之认知性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叶兹就是一个例子：他个人自创了一个所谓世界循环之锥体的认知体系作为他写作的规则与公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近体诗。我们可以把近体诗称为一个众多汉语诗人共同建构的认知体系，它是前现代汉语诗人认知世界、赋予万物以秩序的一种形式。近体诗源自汉语文化道家自然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二元张力结构，并不具有古希腊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张力结构，更不具有古希腊那样以数学为理想模型的理性精神。它是观察的不是分析的，是感受的（尤其是视觉！）而非思考的。但是，它一样具有其内在的理性结构和认知功能。比如说，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近体诗的对句，潜藏着一种与道家认识论的深层语义对应：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
"细雨"与"微风"是互相补充互相说明的，"鱼儿"与"燕子"亦是互相补充互相说明的，这几对词语在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渗透、互相循环，形成一种对立中的流动，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一联对句都是共生的，仿佛一个不断循环的圆，难以单独割裂。假若我们只阅读其中一句，都会感到一种欠缺，感到不能完满，--这正是道家认识论的具体实践。
诗是没有真伪的，只要它遵循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就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可以越出经验世界的束缚，穷尽存在结构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诗与数学有近似处，虽然它们之间的逻辑与规则并不相同。就数学而言，几何学体系有许多种，它们之中的每一个在逻辑上都能自成体系，这一点对数学就够了。"数学的几何学"大于"物理的几何学"，我们所置身的"物理的几何学"世界，不过是"数学的几何学"所描述的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如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没有用到黎曼几何，也许它直到今天都没有物理经验作支撑！）诗所遵循的是自身的诗性逻辑，也即叶燮所说的"诗家语"：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言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若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
近体诗的对句存在着其独特的理性认知结构：它一般以对等律为组织原则，以空间性（静态）为主要特征，将时间性（动态）压缩到次要地位，从而赋予世界一种规定的秩序。如"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唐·杜甫）两句都是按照因果律组织起来的使动句（我们用"→"表示），两个分句之间则是空间对阵的：
→云掩初弦月 →香传小树花
在近体诗的名词性句式，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四个名词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另外三个存在直接的语义对渗关系，对句的空间性就更为明显了：
鸡声 茅店月
人迹 板桥霜
如果我们将这个模式推广到一首诗，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照样可以得到同类模式。对句是近体诗所具有的认知结构之一，其他如倒装、拟人、省略等修辞格，起承转合的篇章结构，都是其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用费诺罗萨的话来描述近体诗中的世界结构："……一切实在都是'力的转移'。大自然中的句子形式犹如闪电，它联接二个项：云和地。……它们的过程单位表现如下：起始项→力的转移→终点项。因此，'事物'是一串能量，永远在运动，发送或接收着电流。"正是在其特有的认知结构引导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迥异常识的自然运行方式，观察到"细雨更移橙"，观察到"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观察到"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观察到"春风日日吹香草"，观察到"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古希腊作为科学诞生地，其传统烛照下的诗始终保持着与科学相联系的认知品性，它的认知理性在强度上远远大于缺乏科学传统的汉语诗歌。（我们依据汉语诗歌的前理解去阅读欧美的诗与哲学时，必须注意科学传统的作用，否则会遗漏很多要素。）只有在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希伯莱神性传统的二元张力结构里，西方才会产生《神曲》和《浮士德》这样的作品。（歌德本人就是一位科学家兼诗人，浮士德的的形象极大得益于歌德本人对动植物的演化研究。）可以说，强大的理性精神在把古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把古希腊文明烛照下的诗与其他文明的诗区别开来。柏拉图的永恒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空间、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聂鲁达的博物学诗歌，无一不留下古希腊理性精神在面对存在时的那种惊奇感以及积极询问的激情。当人类面对永恒时，油然而生的惊奇，油然而生的认知的激情，油然而生的问与思并生的理性精神，是古希腊的科学与诗都共有的。在思考宇宙创生的量子时刻时，霍金想到的是一句《哈姆莱特》的名言："啊，即使身在果核之中，也自认为是宇宙之王！"（若霍金是中国人，他也许说的是《庄子》的名言："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对诗，我们常常怀有一个误解，认为好的诗要具有"朦胧美"。其实，诗最能震撼人类的并非是某种情感的朦胧，而是来自面对存在时那种眩晕的清晰。（帕斯卡尔："这无穷无尽的空间的永恒的静寂使我竦惧！"）只有在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哺育下，才会对存在爆发出这样充满激情、力量与思考的音响："任何东西都不会绝对消灭，虽然似乎如此；／因为自然永远以一物建造他物，／从不让任何东西生成，／除非有他物的死作补偿！"（卢克莱修《物性论》）"物体在夜间的航道上燃烧，／四围的一切全包在火里；／请你来统治吧，创始的厄洛斯！／祝福大海！祝福波涛！／你们全都被圣火围抱；／永恒的水！永恒的水！欢呼这稀世的珍品！／欢呼这温和亲切的微风！／欢呼这充满神秘的岩洞！／我们要将一切崇奉，／欢呼四大元素：地水火风！"（歌德《浮士德》）"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有高度融和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一切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华兹华斯《庭腾寺》）"太阳和恬静的月亮跃出空际，／燃烧的星斗布满了苍穹。／在茫茫宇宙中的那个岛屿--／地球，漂浮在大气的云雾中，／呵，亿兆的生命在那上面寄生；／……天空由一个太阳照亮；是一种精神／以生命和爱情不断塑造着混沌，／正如雅典以你的光辉使世界更新。"（雪莱《自由颂》）"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河水又汇入海中，／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一种甜蜜的感情；／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万物由于自然律／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雪莱《爱底哲学》）只有在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哺育下，才会诞生埃舍尔那探讨人类空间感受力极限的绘画（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凡高，但理解埃舍尔则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在那所谓"冰冷理性"（舍斯托夫语）的数学式绘画下，涌动的是超越人类局限的诗性激情。只有在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哺育下，才会产生卡夫卡。在《城堡》里，卡夫卡为人类叙述了一个关于梦魇的故事。整个故事叙述得一丝不苟，毫不紊乱，就像机械钟一样准确。主人公是一位土地测量员，卡夫卡则是一位梦魇测量员。即使在一个非理性的噩梦里，卡夫卡也要坚持测量员应该具有的理性。卡夫卡与土地测量员的努力，就是人类在一个无秩序的生存中努力寻找秩序与意义的隐喻，就像热力学家在熵增的宇宙中寻找自组织一样。
既然诗与科学都具有认知性，这也就使我们想到：诗与科学一样，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人类改造自身界限的知识。知识是我们的创造物，但这创造物也改造了我们的器官，就像我们创造了摄像机之后，摄像机改造了我们的视力一样。我们必须把人视为智慧不断发生的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心理学容器，而诗与科学一样，正是需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学习的智慧。诗的使命之一，就是不断突破全人类精神已经达到的界限，穷尽存在结构的可能性。福柯曾说过，我们应该通过写作去改变自身。抱着这样的信念去从事写作，我以为才是比较有意义的。
2004.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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