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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编者按：旅美大陆诗人贝岭是在美国创办的文学人文刊物《倾向》的创办人，也是海外流亡的中国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亦对中国六○年代以来的地下文学有深入研究。
当人们审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有一个部分是必须面对的，这一文学历史中充满了苦难、不屈不挠及其传奇，这是我这一代人的文学，我称之为——中国的地下文学。它的历史以及其中出现的许多诗人和作家，构成了另一个文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由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大陆恐怖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作家的逃亡，由此产生了另一重要的文学形态，即，在中国之外的流亡作家以及流亡的文学，已更多地为世界所知。所以，我可以这样地宣称，中国的地下文学，它的作家、它幸存下来的作品，它充满苦难和被遮蔽的历史，将和官方出版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御用文人所陈述的中国文学形成对比。已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存在。
地下文学的起源和产生背景
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后仍渐渐出现的中国地下文学主要地呈现为地下的诗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诗歌刊物、地下的诗歌出版物及不断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及朗诵会，诗人，担当了地下文学历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见证。
最近的证明就是被中国广西省的公安及地方政府强行禁止的一场筹备了近半年，全国各地逾二百位诗人及诗歌批评家应邀参加的「中国新世纪诗歌发展」研讨会，因为其中的逾百位诗人及参加者都曾创办过地下诗刊，在地下的诗刊上撰稿，出版过地下的诗集，这一被称为世纪末现代诗盛典的文学活动，以三位青年诗人魏满增、蒋楠、王长怀的短期被捕及政府的禁止而成为世纪末中国的又一次文学迫害事件。
地下文学最初的发端应该是在六○年代初，但几乎已难以找到可供考证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当事人——那些青年诗人及作家对悲惨遭遇的回忆。从年龄上，现已流亡美国的贵州诗人黄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长的地下诗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诗中的两句构成了对那一个时代象征般的见证：「即使我祇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两个最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是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个地下文学沙龙团体「太阳纵队」（1963－1966年），它的主要组织者为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左翼画家张仃之子）。但是，两个文学团体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此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在北京◎女大学校园，郭世英被反绑着从三楼的窗口中「飞」了出来，肝脑涂地，当即死亡，时年二十六岁。张郎郎、周七月则以「里通外国」罪及「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坐了十年监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恳、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最著名的地下诗人是二十岁的北京中学毕业生郭路生（食指），他写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诗〈相信未来〉曾在成千上万的前往边疆落户的「知识青年」们中传颂一时。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学沙龙在活动，如现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陈建华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写了大约三十四首象征主义风格的诗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为了生存曾焚烧了他早期秘密写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记。政治恐怖对作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七○年代初，地下写作及地下诗歌的兴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许多地方的地下文艺沙龙和传阅禁书作为它的精神温床，地下诗人依群（齐云）在一九七○年前后写下了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一百周年为主题的数首政治抒情长诗。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中，三位青年诗人写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写出了〈三月与末日〉、〈深渊上的桥〉、〈白洋淀〉等八首长诗，芒克（姜世伟）则写出了诗集《绿色中的绿》，代表作为组诗〈天空〉和〈十月的献诗〉、多多（栗世征）则写下了带有叛逆及强烈见证色彩的诗作，代表作为〈教诲——颓废的纪念〉和〈同居〉。同时，在北京的青年诗人方含（孙康）、江河（于友泽）、严力、林莽、北岛（赵振开）等许多人也开始了文学创作。
以石默、艾珊为笔名，北岛在文革后期写作的中篇小说《波动》，以类似电影中蒙太奇式的镜头切换，塑造了几位具有小资产情调强烈时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们在如此压抑和暗淡的红色政治恐怖下仍旧闪现的情感光亮和对政治环境的独立思考成为小说的主题，我认为，《波动》是当时地下小说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义色彩和异化情调的文学作品。另外，当时在地下流传的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金观涛和刘青峰的思想性书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
所有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学生及下乡落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传抄并广为流传，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呈现，它奠定了地下文学最初的传统，形成和发展出了一种和讴歌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怀疑乃至色情的审美风格和文学表现形式，并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现做好了文学和作者的双重准备。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
八○年代地下诗歌高潮期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经过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学的潜沈期和文化控制的严酷期之后，从一九八五年前后开始，地下诗歌以全国性运动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状展开，构成了围绕北京地区、四川地区和上海地区的三大文学重镇，并形成了地下诗歌的又一高潮，这一时期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刊物编辑有：北京地区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贝岭、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诗歌出版人和编辑老木于一九八五年编辑出版了地下诗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在上海地区重要的诗人有孟浪、陈东东、陆忆敏、王寅、默默、刘漫流、韩东（南京）、吕德安（福建）等，他们创办了数本地下诗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陆》（1985－1988年，共出版十三期）、《他们》（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区的重要诗人有柏桦、黄翔（贵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杨黎、周伦佑、兰马、欧阳江河、万夏、胡冬、唐亚平（贵州省）等。他们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7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八○年代后期，有两份重要的诗歌刊物在北京创刊，一批美学趣味相近的青年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倾向》诗刊（1988年），在它的发刊词「倾向的倾向」上写道：「以严肃的态度发现并有所发现。这就是倾向的倾向……是基于诗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知识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现在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由北京诗人芒克、杨炼、林莽、多多、雪迪及诗评专家唐晓渡等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创办的诗刊《幸存者》（1988年）。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随即便会被各地的公安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义勒令停刊。
八○年代末的一个重要地下文学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学杂志在刚刚从欧洲居留归来的原主编北岛主持下，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创刊十周年，停刊八周年之际），在北京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予了诗人多多，授奖词说：「自七○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许多同时代的诗人。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时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今天》为此特别地下出版了油印本的多多诗选《里程——1972~1988》，并在北京的中央观剧学院礼堂举行由几十位诗人及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等人参加的授奖仪式。
八○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诗歌为标志，以地下诗歌刊物为表现形式。但随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国性的学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被政府及军队残酷镇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诗歌刊物，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停止了。许多地下诗人及文学刊物的创办人相继逃离中国或因此选择滞留国外。《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国；诗人江河、贝岭滞留美国；诗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天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滞留欧州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其它「六四」前后出国或逃亡的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万之、杨小滨、赵毅衡、孔捷生、石涛、宋琳、张真、张亮、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
九○年代的地下文学刊物与作家群
从一九九○年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文学刊物再度出现，并形成更为专业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动。在更多的地区，而不仅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从一九九○年至二○○○年十年中，先后已有逾一百种不同的地下文学刊物、集刊及书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仅限于诗歌刊物，还包括小说刊物、摄影专辑、现代音乐刊物、艺术刊物等，在文学领域，已形成和国家的文学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上发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学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学刊物影响了许多的地下作家，一九九○年，上海的小说家南方创办了一份在三年内仅出版了两期的以小说为主的地下文学刊物《异乡人》，《异乡人》上的小说在风格上更为独特，完全迥异于官方主流文学刊物上的小说，从一开始便确定了自身的小说美学，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地下文学刊物中甚少出现小说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国各地的诗人共同担任名义编委的地下诗刊《现代汉诗》，在芒克、唐晓渡、孟浪、默默主持下，于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创刊，前后共出版了九期。《现代汉诗》曾颁发独立的诗歌奖「现代汉诗奖」，此奖获奖人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这份刊物每期印刷二百五十册，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诗人中流传，后来由于孟浪，默默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九六年停刊。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诗人廖亦武和蒋浩等人创办了极富人文色彩的文学刊物《知识分子》，刊发小说、诗歌及思想性论文，占相当篇幅的译文全部转载自在海外出版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重点发表了异议知识分子作家哈维尔的许多文章，以及纳粹反犹大屠杀的悻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埃利．维塞尔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下文学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约印刷两百本，随后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流亡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在由美国布朗大学主办的以「写作与自由」为主题的国际作家会议上，将首届倾向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梁，并由贝岭代表《倾向》宣布了授奖理由：「十多年来，王一梁以罕有的坚持与努力，写下了相当数量的与我们所处的残酷时代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文化批评作品，作为一个从美学趣味到文学理念均回异于中国大陆主流文化的个人作家，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地下文学的传统，彰显了写作自由与独立思考的价值力量。」王一梁无法前来参加此一会议及授奖仪式，包括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美国小说家罗伯特．库佛及布朗大学校长格里高里及国际笔会写作自由委员会主任及五百多位布朗大学学生参加了这一授奖仪式。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首届「刘丽安诗奖」在北京颁奖，此奖项是由华裔美国公民、文学赞助人刘丽安女士为赞助有才华的中国诗人设立的，评委由五位中国诗人黄灿然、陈东东、萧开愚、藏棣、吕德安组成。每年选出十位获奖者，每人给予一万人民币的「扶贫」奖励，并编选地下出版的获奖诗人诗选，此项文学奖的颁奖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九年，二○○○年开始改为「安高诗歌奖」，获奖者包括了多多、张枣等四十多位诗人。
一九九九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诗人群的论战和对峙是地下诗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由于现代诗歌在文化领域日益边缘化，构成了地下诗人群体性的焦虑和对知名度的强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创刊的《倾向》诗刊及《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前后提出并予以阐释的「知识分子精神」后来被异化为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晓渡、张曙光、程光炜强调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伊沙、沉浩波、杨克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群体之间在诗歌作为事件、文学的功能、诗歌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诗在这一时代中的角色及话语权力的争论，随后演化为谁在通过写诗和论说获取名利的相互攻击性质的、颇为情绪化的笔战。一九九八年由诗人中岛创办的《诗参考》杂志详细收集了以上争论中发表的文章及背景资料。
一九九六年创刊的综合性地下艺术刊物《文化与道德》是由在广州的艺术家苟红冰、赵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钟创办并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颇长，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于二○○○年十月。这份刊物的设计和美学趣味受到了海外《倾向》杂志的启发，集中刊发国内地下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和现代艺术评论。
纵观中国的地下文学，可以这样讲，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是地下出身，并始终游离于官方主流文学刊物之外。中国大陆的现代诗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地下诗歌发展史。而在小说等文学领域，地下文学则相对较为薄弱，中国大陆的小说家几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协、在官方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寻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来呈现其水准和成就。在这里，我要谈到一个几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说家康赫，他刚刚完成了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斯巴达，一个南方生活的样版》，带有《尤利西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依斯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式的恢宏，甚至艰涩，在文体上充满创新，并呈现了个人风格，它向世人展现了粗俗的资本主义商业性变化中，中国南方沉沦扭曲的现实画面。他的小说从未获准在官方的文学杂志上刊发，也不被认可，可他无疑将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是地下文学传统中的一员，他作品的价值终会被后人认识到。
九○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商业化，许多地下诗人进入经商领域，同时，官方出版社面对市场化的压力，为了赚钱竟然出售国际书号（ISBN），使地下文学开始了地上化的势头，许多原来无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诗集、回忆录、文选，通过买书号及书商和二渠道的发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些由地下诗人或作家编辑，在官方出版社买了书号自费出版发行的书籍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地下文学出版物的内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这种地下文学地上化现象有别于前苏联及东欧地下文学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大陆特殊的出版审查制度下的新特点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本书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诗人、个体书商万夏、潇潇主编并出资买书号分为上、下卷，厚达一千多页的《后朦胧诗全集》。由地下诗人廖亦武编选，以买书号及书商出资印刷，系统介绍七○年代地下诗歌历史的回忆录《沉沦的圣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许多地下诗人也通过买书号，自费出版诗集。
地下文学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景观，地下文学随着出版体制的商业化，特别是由于网络文学与网上文学刊物的兴起，彼此已互为渗透，地下文学的内在精神、独立的价值尺度和美学趣味仍然将不断地面对专制制度和商业社会的多重挑战，它的未来正在变化之中，但它已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历史中独特的一个部份，在新的世纪中，我将密切关注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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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NewYouth.BeiDa-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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