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江南乡试策问三首|朱彝尊

康熙二十年江南乡试策问三首

　　问：圣人之学，莫备乎经。汉世专一经者立博士，而兼长经义者，莫若郑康成，然多以汉法解经，又采谶纬之说，为后儒所憎。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仪礼》、《周礼》则贾公彦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备，而经义始完。欧阳修谓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异乎正义之名，请悉删谶纬之文，使无驳杂。今五经取士，一本宋儒之传注，可谓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举程序，《春秋》不遗三传，《书》主蔡传，而不遗注疏，《礼》则专主注疏。是汉唐诸儒之说，仍多兼习。今注疏虽颁学官，而士之肄业者鲜矣。或如欧阳氏之说，删其驳杂，饬经师讲习而兼通之，不更愈与？余若《易》初主程朱传义，其后本义单行，而习程传者渐寡。《春秋》初主胡传及张洽集注，其后胡氏传单行，而治张注者无闻。亦宜酌其旧，俾两家互为发明，可与？且宋元之说经者多矣，孰同孰异，孰繁孰简，孰无悖于传注，孰能发明传注所不及，其概可得而言与？五经大全。论者谓惟《春秋》最善，盖本于汪克宽之纂疏。其余诸经，所采群儒之说，果其大备而一无剩义与？抑尚有待于补缉与？我皇上圣学懋勤，蚤夜孜孜，与儒臣讲绎群经。既以《四书》、《尚书》讲义，颁示天下文武大臣。兹者《易》义又将刊布，其于《诗》、《礼》、《春秋》，当次第编纂。夫儒生诵习经义，其首务也，探其渊源，必能举其条目，其详言之，毋隐。

　　问：江南田赋，较他省独多。赋额既多，逋课不少，下江诸郡，积欠动盈万亿。说者谓害酿于贾似道经界推排之法；或谓明太祖憾吴民为张士诚固守，籍没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为额征，故赋特重。其后因巡抚周忱之请，苏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行之二百余年矣。今旧额未增，而民力日敝，何与？意者有司之催科未尽善与？往时岁额不完，疑为巨室豪右，抗缓不纳，自奏销处分一案，所以惩创者至矣。江南绅士，惟恐输将之后，而岁额不完如故，何与？或谓西北大郡，赋额不过数万，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余万者，宜其日事催征不足，夫松江之华亭，不尝析为娄县乎？既析之后，未见征输之如额，则又何也？比者旱溢频仍，不得不以荒岁之逋赋请带征于嗣岁。然田壤之收获，止有此数，嗣岁未必屡丰，则旧逋未完，而新课又欠矣，将何术而使国用民力交无绌与？至若大江以北，邳、徐凤、泗，蒿莱弥望，隶之军而军不屯，归之民而民不垦，招徕开垦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几于江以南诸郡与？多士见闻所习，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陈之，是筹时者所欲亟闻也。

　　问：黄河之患，前代山东、河南，或时有冲决，今则江南独被其害矣。明永乐中，陈瑄转漕东南，欲避遮洋之险，凿清河县南之淮与河会，而淮黄遂为运道之咽喉。国家漕运，仍明之旧，而频年河患，倾堤溃防，岁费帑金，累数百万。明代河溢于淮，则病在运；河溢于泗，则患在陵。今治河者无陵寝之虞，惟运是亟，则力所专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顾工力之烦，岁月之久，反有艰于昔者何与？隆万间，潘季驯凡四治河，河无不治。惟守固堤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说具在，惟是河挟沁汴泗沂诸水，其势易强，而淮水源独流长，其势易弱。然则藉淮刷河之说，诚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驯故智，而后可与？抑分黄导淮，别自有策与？往时盗决河防者，罪止杖与徒而已，后以法轻易犯，改从充军。今之法较昔愈严矣，乃冲溃日告，且新堤方筑，而故堤旋决。绸缪何法，而使新旧交固与？淮扬之田，半为波臣所汩，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归仁高堰何以护？云梯之关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诸生其悉陈利害，以为当宁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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