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上总裁第三书|朱彝尊

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采书之议，阁下既信鄙言行之，将来史馆不患无书考证矣。独是体例犹未见颁，而同馆诸君，纷纷呈列传稿于掌记。馆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将阁下之命，谓《元史》纂修，不过六七月告成，具稿宜速，此则彝尊之所不识也。

　　昔干宝勒《晋纪》，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后纪传表志相符。贞观撰《晋书》，体例出于敬播，于是李淳风、于志宁等则授之以志；孔颖达等则授之以纪传。治平撰《通鉴》，先编丛目草卷。草卷责之范梦得，积至四丈，截为一卷。于是两汉则授之刘攽，三国六朝隋则授之刘恕，唐、五代十国则授之范祖禹。以故事无阙漏，而文不繁复，是史家之遗法也。

　　司马迁续其父谈之书以为《史记》，班固续其父彪之传以为《汉书》，李百药续其父德林之纪传以为《北齐书》，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陈《书》，曾巩谓其历三世，传父子，数十岁而乃成。《隋书》始于王劭，次以颜师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于高宗时，岁月更久。盖史之难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开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后续纂，一十五人。合计其成，仅十三月尔。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别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别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别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两人，既附书于杭忽思、直脱儿之传矣，而又为立传。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以宋濂、王袆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汸、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子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

　　伏惟阁下幸勿萌欲速之念，当以五年为期，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稿。先就馆中所有群书，俾纂修官条分而缕析、瓜区而芋畴，事各一门，人各一册。俟四方书至，以类相从续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为草卷。而后妙选馆中之才，运以文笔删削，卷成一篇，呈之阁下，择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则阁下点定，斯可以无憾矣。不然，朝呈一稿焉，夕当更。此呈一稿焉，彼或异。若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䵃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阁下且不胜其劳，虽欲速，而汗青反无日也。

　　《新唐书》之成，历十有七年。而纪表志传，书出两手，吴缜犹起而纠其缪。况体例莫定，草卷未编，而以六十人之稿，错陈于左右，其何以诠择而会于一？刘知几曰：“书彼竹帛，事非容易。”阁下勿易视之，幸少宽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牵率，必改图焉。仿贞观治平之遗法，而后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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