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府普恩寺碑》跋|朱彝尊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记》，宋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充通问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为金人所留，迫之事刘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归，复不可。其语耶律绍文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观其怀印卧起，悲歌慷慨，与汉之苏武何异？非孔子所称不辱君命者欤？

　　记成于金皇统三年二月，实高宗绍兴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国盖十七年矣，题曰江东朱弁，而不书官，又其上系以皇统年号，论者疑公自贬其词，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孙之义，而未得其本也。考公之归宋，在是秋七月，记之作当在和议初成，而公临发之时也。彼寺僧者，见公既去，不能原公大节所在，惟知奉国人之法，辄删去其官爵，增易其纪年，无足怪者。史载公被留时，尝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毕命，诸公幸瘗我其处，表曰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迁于兹寺。”然则所谓近郊某寺者，殆即普恩寺非邪？史又载公以文字教金之贵人子弟，使之就学，因得以和好之说进，盖公之文有不得已而为之者。当其时，宋诸臣留于金，若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学自命，顾寺僧独以公之言为足重于世，亦以见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所行者远也。

　　呜呼！士君子不幸生丧乱之际，又不幸以文章为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辄更易以就时人之耳目，至使大节皎然若朱公者，几无以自白于后世，读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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