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二先生语十

卷十二先生语十(1)

　　（洛阳议论，苏昞季明录）

　　子厚谓程卿：“夙兴干事，良由人气清则勤，闲不得。”正叔谓：“不可。若此，则是专为气所使。”子厚谓：“此则自然也。”伯淳言：“虽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养则好。”子厚谓：“此则在学者也。”

　　伯淳谓：“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为而诚不足。今日正须才与至诚合一，方能有济。”子厚谓：“才与诚，须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诚，犹不是也。若非至诚，虽有忠义功业，亦出于事为，浮气几何时而不尽也（一本无“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实之语，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观其自处，必是有救之之术。”

　　正叔谓：“某接人，治（一作谈）经论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体者，诚未有如子厚。”

　　二程谓：“地形不必谓宽平可以画方，只可用算法折计地亩授民。”子厚谓：“必先正经界，经界不正，则法终不定。地有坳垤处不管，只观四标竿中间地，虽不平饶，与民无害。就一夫之间，所争亦不多。又侧峻处，田亦不甚美。又经界必须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宽狭尖斜，经界则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则就得井处为井，不能就成处。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实田数则在。又或就不成一夫处，亦可计百亩之数而授之，无不可行者。如此，则经界随山随河，皆不害于画之也。苟如此画定，虽便使暴君污吏，亦数百年坏不得。经界之坏，亦非专在秦时，其来亦远，渐有坏矣。”正叔云：“至如鲁，二吾犹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亩而彻，言‘彻取’之‘彻’则无义，是‘透彻’之‘彻’。透彻而耕，则功力均，且相驱率，无一家得惰者。及已收获，则计亩数裒分之，以裒分之数，取十一之数，亦可。”或谓：“井议不可轻示人，恐致笑及有议论。”子厚谓：“有笑有议论，则方有益也。”“若有人闻其说，取之以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则己愿受一廛而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贫富均，则愿者众，不愿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论可不可尔。”“须使上下都无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议法既大备，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岂敢！某止欲成书，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于当时，行于后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须是行之之道。又虽有仁心仁闻，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须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于此善为言。只极目力，焉能尽方圆平直？须是要规矩。”

　　二程问：“官户占田过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极多，只消与五十里采地尽多。”又问：“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旧有田多者，与之采地多。概与之，则无以别有田者、无田者。”

　　正叔说：“尧夫对上之词，言陛下富国强兵后待做甚？以为非是。此言安足谕人主？如《周礼》，岂不是富国之术存焉？”子厚言：“尧夫抑上富强之说，正犹为汉武帝言神仙之学，长年不足惜，言岂可入？圣贤之晓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问何以利国，则说利不可言之理，极言之以至不夺不餍。”

　　正叔言：“人志于王道，是天下之公议，反以为私说，何也？”子厚言：“只为心不大，心大则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尧夫病革，且言试与观化一遭。”子厚言：“观化他人便观得自家，又如何观得化？尝观尧夫诗意，才做得识道理，却于儒术未见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随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尽有大者，岂尽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长吏使往茅山请龙，辞之，谓祈请鬼神，当使信向者则有应，今先怀不信，便非义理。既到茅山岩，敕使人于水中捕得二龙。持之归，并无他异，复为小儿玩之致死。此为鱼虾之类，但形状差异，如龙之状尔。此虫，广南亦有之，其形状同，只啮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言：“永叔诗：‘笑杀颍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夙兴趋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说。”又言：“常秩晚为利昏，元来便有在，此乡党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责罪官吏，殊无养士君子廉耻之道。必断言徒流杖数，赎之以铜，便非养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责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恶，如责不廉，则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见贤者。”正叔言：“不可谓士大夫有不贤者，便为朝廷之官人不用贤也。”

　　彭汝砺恳辞台职。正叔言：“报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议论，显拔致此，曾此为报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礼院者，天下之事无不关。此但得其人，则事尽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从俗而已。”

　　正叔言：“昏礼结发无义，欲去久矣，不能言。结发为夫妇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结发事君’，李广言‘结发事匈奴’，只言初上头也，岂谓合髻子？”子厚云：“绝非礼义，便当去之。古人凡礼，讲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无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谓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礼，皆不中节。”

　　正叔论安南事：“当初边上不便，令逐近点集，应急救援。其时，虽将帅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为忧，亦有所不恤也。其时不救应，放令纵恣，战杀至数万。今既后时，又不候至秋凉迄冬，一直趋寇，亦可以前食岭北，食积于岭南般运。今乃正于七月过岭，以瘴死者自数分。及过境，又粮不继。深至贼巢，以筏渡五百人过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几重，不能得，复棹其空筏。续以救兵，反为贼兵会合禽杀。吾众无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争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无舟可渡，无粮以戍。此谬算，未之有也。犹得贼辞差顺，遂得有词，且承当了。若使其言犹未顺，如何处之？运粮者死八万，战兵瘴死十一万，余得二万八千人生还，尚多病者，又先为贼戮数万，都不下三十万口。其昏谬无谋，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鸠斗占吉凶。”子厚言：“此为他诚实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鸠可以占吉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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