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2)

卷二二先生语二(2)

　　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明）。

　　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果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积盛致然；“四体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明）。孔子之列国，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则从之。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

　　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则心自诚。荀子言“养心莫善于诚”，既诚矣，又何养？此已不识诚，又不知所以养。

　　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

　　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明）。

　　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专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迭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雠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二《传》无子字）’，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明）。

　　“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礼极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间，则待之之礼为至矣。然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特以不用而去。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间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贞明”。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乾》卦言圣人之学，《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更无别途。穿凿系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心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德性谓天赋天资，才之美者也。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明）。

　　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如心得之，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

　　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矣，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如“盍各言尔志”，子路、颜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与物共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若圣人则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类（孟子，疑误）。

　　《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

　　得而后动，与虑而后动异。得在己，如自使手举物，无不从。虑则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故问于郯子、老子。既知，则遂行而已，更不须讲。

　　正叔言：“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圣人之神，与天（一有地字）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时本注云：“横渠云：‘心御见闻，不弘于性。’”）。”

　　鼓舞万物，不与圣人同忧，此天与人异处。圣人有不能为天之所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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