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

卷一二先生语一(1)

　　（端伯传师说）

　　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琼森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二故也。”

　　王彦霖问立德、进德先后。曰：“此有二：有立而后进，有进而至于立。立而后进，则是卓然（一作立）定后有所进，立则是‘三十而立’，进则是‘吾见其进也’。有进而至于立，则进而至于立道处也，此进是‘可与适道’者也，立是‘可与立’者也。”

　　王彦霖以为：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方有所得，亦难强。曰：“此言虽是，人须是自为善，然又不可为如此却都不管他，盖有教焉。‘修道之谓教’，岂可不修！”

　　王彦霖问：“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忧’，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惧’，何也？”曰：“此祇是名其德尔，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忧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忧，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忧谓之知，不惑谓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达道之大也。”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祇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祇是修饰言辞为心，祇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却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一作方）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祇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多少不尽分处。

　　先生常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之言，祇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无可克者。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复礼，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无真无假。”曰：“既无真，又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见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从事于斯，无是馁也，立之斯立。

　　佛学（一作氏）祇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祇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祇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吁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庄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旧尝问学佛者，‘《传灯录》几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无一人达者。果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与曾子易箦之理，临死须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而终。是诚无一人达者。’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庄子曰“游方之内”、“游方之外”者，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面是一处，外面又别是一处，岂有此理？’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一本此下云：“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独阴不成，独阳不生。得阴阳之偏者为鸟兽、草木、夷狄，受正气者人也。”）。

　　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祇是以法把持天下。

　　语仁而曰“可谓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为仁，则反使不识仁，只以所言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则使自得之以为仁也。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一作性）。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兴于《诗》，立于礼”，自然见有着力处；至“成于乐”，自然见无所用力（一本云：“‘兴于《诗》’，便须见有着力处；‘立于礼’，便须见有得力处；‘成于乐’，便须见有无所用力处。”）。

　　若不能存养，祇是说话。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扬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扬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觉者”，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圣贤千言万语，祇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祇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祇说道时，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寻常本分事说了。孟子言尧、舜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阴阳、刚柔、仁义，祇是此一个道理。

　　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也。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

　　《礼经》中既不说墓祭，即是无墓祭之文也。

　　张横渠于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乱桮盘之列”之语，此亦未尽也。如献尸则可合而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为一？

　　墓人墓祭则为尸，旧说为祭后土则为尸者，非也。盖古人祭社之外，更无所在有祭后土之礼（如今城隍神之类，皆不当祭）。

　　家祭，凡拜皆当以两拜为礼。今人事生，以四拜为再拜之礼者，盖中间有问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诚意则当如此。至如死而问安，却是渎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谢神等事，则自当有四拜、六拜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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