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曾国藩

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

　　（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为湖北兵勇不可复用，大江北岸宜添劲旅，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查武、汉两城，三次沦陷，固由守御不善，而兵勇积习之坏，亦实有万不可用者。盖鄂中两府一镇，繁华甲于天下。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二年腊月初四日，粤匪以地道轰破城垣，逆旗犹未登城，而城内外兵勇，已狂奔四窜，逃匿各县，是为第一次大溃。

　　三年春间，署督臣张亮基等招复溃兵，添招练勇，击粤匪于团风，剿土匪于通城、广济，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防，水陆兵勇同时弃甲回奔，是为第二次大溃。

　　其时，臣函致前督臣吴文镕，谓鄂省之兵，视奔溃为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须改弦更张，另募额兵，另招练勇，而后可以成军，而后可以言战。吴文镕未及更改，即被崇纶参劾，仓卒出师。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三营均被踏毁，将弁、兵勇尽数逃散，是为第三次大溃。崇纶、青麟等收复溃兵并广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数月，饷尽援绝。六月初二日，奸细窃发，贼旗人城，青麟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为第四次大溃。

　　臣与提臣塔齐布等奉命东征，仰仗天威，幸复武汉。督臣杨霈复收溃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旧兵勇数近三万，兵力不为不厚。杨霈屡次奏报咨文，亦自叙其战功之多，士卒之劲，意谓可简练精锐，顿改旧规矣。不图广济一败，退至蕲水，又退至汉口，又退至德安、枣阳，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散无归，是为第五次大溃。

　　夫古今所以激励军士者，重赏以鼓好胜之心，严刑以诛奔溃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既不好胜，又不畏刑，视溃散为常行之道，恬然不以为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于今日者。臣愚以为宜变易前辙，扫除其迹而更张之。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臣愚以为欲另募湖北额兵，宜在襄阳、郧阳等属深山穷谷之中，招选寒苦力作之民，择其英鸷者编入兵籍，假以时日而训练之。与武、汉、德安等府远相隔绝，使向来之溃兵溃勇浮游无归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后可得一旅之劲兵，而免致虚糜数万之饷。古之谋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为喜，得一二良将、数千精卒则以为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为忧，失一二良将、损伤数十壮士则以为忧；即素称精劲之师，或积劳而疲，或饷匮而散，或不和而骄蹇，则愈引以为忧。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复，尚不足患；惟通省无一劲兵精卒，乃为无穷之患。虽调他省之兵幸而克复，而本省无强兵守之，亦终非可久之道。臣愚以为湖北之急务，在于另募额兵，另招新勇。

　　目前之收复鄂垣在此，异日之保守楚疆亦在此。效虽稍迟，而事属至切。前者二月二十七日，臣具奏江北宜添两路劲兵，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内一路循涌岳之麓，由蕲、广而出宿、太，请旨饬下副都御史袁甲三募寿州、光州之勇，出汉、黄之背，不知我皇上已俞允否？如未蒙允准，则江北千里极为空虚。无论江面不能清，武昌庐州不能复，即使侥幸而肃清、恢复，而流贼四散，旁出横逸，截我后路，已清之江面不旋踵而梗塞，已复之城垣不旋踵而复失。去冬之事，即前车之鉴，不可不早为之所也。

　　伏乞我皇上廑念南服，神算独操，纵袁甲三不克西上，亦恳饬筹一枝劲旅，疾出黄州之背。并恳饬下湖北督抚，另立新军，将前此溃兵溃勇，一概革除。荡涤旧习，重振军威，使江之北岸得两路足恃之兵，可合可分，可内可外，不特有益于大局，即臣等南岸之陆兵、上下两处之水师，亦皆得所凭借，得所联络，有恃以不恐矣。所有请撤湖北兵勇，另立新章，江北一岸宜添劲旅缘由，恭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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