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

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

　　接到手书，改过光于日星，真气塞于户牖，忻慰无极！

　　前者足下过衡，意气盈溢，视天下事若无足为。仆窃忧其乏惕厉战兢之象，以其握别匆匆，将待再来衡城时，乃相与密语规箴，以求砥于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后，而毁言日至，或责贤而求全，或积疑而成谤，仆亦未甚深虑。逮吴竹庄书来，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怿，于是有初八奉规一函。

　　仆函既发以后，又接家严手谕，道及足下忠勇勃发，宜大蕴蓄，不宜暴露，然后知足下又不理于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转圜神速，痛自惩艾，几何不流于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谓齐桓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亢盈悔吝之际，不可以不慎也。比闻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仆既幸吾党男子，有击楫闻鸡之风，又惧旁无夹辅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严霜之摧，而畏烈风之摇，终虞足下无以荷此重任。

　　顷朱石樵书来，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约日内可到长沙。观其书词，则逆贼全数下窜，武昌业已解严。仆昨奉谕旨，令带勇即日援鄂，今不特仆不必去，即足下亦可免此一行。仆另有书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举，不知意见合否？祈足下面禀中丞，细决行止。至足下之初志，欲兴义旅，径赴下游杀贼，则须计出万全，不可仓皇一行。盖舟师必须兼备，操练必须两月，裹粮必储半年，三者缺一，皆有坐困之道，而无成功之理。

　　朱石翁杀贼之志，甚锐且坚，此次归来，必且大有兴举。若中丞能从仆言，停止援鄂之行，则望足下与朱石兄同来衡城，就仆熟计，讲求水战之道，精析练勇之法。仆虽不才，亦当随诸君子仗剑东下，讨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势不能止，犹望示我一书。苦雨多愁，所怀千端，诸惟心照，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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