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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甄甫制军 咸丰三年十月初十日


  初五日接到二十八日大咨,令派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往援。细思此贼若窃据鄂中,则上攻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所有之事。诚使如此,则长江万里,专为贼有,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广、两湖、三江、浙闽遂若隔置化外,而湖南唇齿之邦,尤不能须臾以安。鄂省之安危,于天下之关键既大,于湘省之祸福尤切。自奉来咨,即日发书与中丞熟商,并有书与徐方伯、夏观察矣。惟张润农业由衡回新田招勇,新集之卒,兴办一切,仓卒不可遽就;即就矣,而自新田至长沙已近半月行程。润农之为人,行过其言,亦恐迁延,不克星驰前赴。是以专为书与王璞山,令其率湘勇三千,即日往鄂。顷尚未接中丞、司道及璞山回信,未审定议援鄂否也?

  璞山前欲招勇二千,为湘人报七月之仇。国藩亦欲招勇数千,为岷樵添一臂之助,已有成议,将兴举矣。适田家镇之变,下游警急,长沙戒严,中丞命璞山招勇防守省垣。顷闻业招三千,即日可到省城。

  故国藩嘱其率以往鄂,若其定议,大约十五前可以启行,十日可抵武昌也。璞山驭士有方,血性耿耿,曾邀吾师赏鉴。惟近日气邻盈溢,语涉夸大,恐其持心不固,视事太易,曾为书规之。兹录呈一览。吾师用其长而并察其不逮,俾得归于深稳之途,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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