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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史百家杂钞卷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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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之属二 刘向／战国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悖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礼让为国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滑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设施，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主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以上言六国争强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合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始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积，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法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诈力并天下，而终致败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以上言战国之士因时而画策 许慎／说文序 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猄，“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军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以上秦小篆及八体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以上西汉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以上新室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不达字例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其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芭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以上述已著书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五百四十部目后叙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文一千一百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于时大汉，圣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尔被泽，渥衍沛滂，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谊可传。 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窃仰景行，敢涉圣门。其宏如何？节彼南山！欲罢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闻疑载疑；演赞其志，次列微辞。知此者稀，傥昭所尤，庶有达者，理而董之。 召陵万岁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伏见陛下神明圣德，承遵圣业，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万国咸宁，神人以和。犹复深惟五经之妙，皆为汉制，博采幽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 可加于国者，靡不悉集。《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书》曰： “人之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芑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凡十五卷，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赍诣阙。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召上书者汝南许冲诣左掖门外会令，并赍所上书。十月十九日，中黄门饶喜以诏书赐召陵公乘许冲布四十匹，即日受诏朱雀掖门，敕勿谢。 范晔／后汉书宦者传序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令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间，谨房室。”必重闭。《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及其蔽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以上宦官原起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令。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以上前汉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竞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以上后汉宦官事实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灾毒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许远事 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州，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以上并叹巡、远事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以上南霁云事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以上杂述张巡事 韩愈／读仪礼 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惜乎！吾不及其时进退揖让于其间。呜呼盛哉！ 韩愈／读荀子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与！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籍籍，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 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韩愈／赠郑尚书序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余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启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祷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守屏，若将趋入拜庭之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咨而后行。以上体制崇重 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必数月而后能至。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应，蜂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人，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猕之，尽根株，痛断乃止。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广俗殊难治 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又帅沧景德棣，历河南尹、华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将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闲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韩愈／送王秀才埙序 吾尝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 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楫，知沿而不止。呜呼，其可量也哉？ 柳宗元／论语辨二首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若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曾子独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仲尼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或问之曰：“《论语》，书记问对之辞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己；下之无汤、武之势，而己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无所依而施，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 柳宗元／辨列子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公三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事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与？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邪？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若有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义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与？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与？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戾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险，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子也，为是书者，墨子之道也。 柳宗元／辨鹖冠子 余读贾谊《赋》，嘉其辞，而学者为以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异者伪为其书，反用《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不称《鹖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以上经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以上史 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子之徒，各极其辨。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以上子 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以上集 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以上唐代艺文 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与？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与？今著于篇，有其名而无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而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欠，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以上盛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欧阳修／五代史一行传序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以上疑洁身之士远遁 自古贤材，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以上疑节义之士泯没 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赞。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作《一行传》。 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序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犹能道之。其论议可谓伟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叹张承业之贤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论宦官之祸，而归结于唐昭宗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东宫之幽。既出，而与崔胤图之。胤为宰相，顾力不足为，乃召兵于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梁兵围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儗，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此何异求已覆之车、躬驾而履其辙也？可为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余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常能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于后世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于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见废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为古文于举世不为之时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后为湖州长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才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世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时得罪者多复进用，独子美不幸早死 欧阳修／释惟俨文集序 惟俨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师三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无所择，必皆尽其忻欢；惟俨非贤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一切闭拒，绝去不少顾。曼卿之兼爱，惟俨之介，所趋虽异，而交合无所问。曼卿尝曰：“君子泛爱而亲仁。”惟俨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贤不肖混，则贤者安肯顾我哉？”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居相国浮图，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尝游其室者，礼之惟恐不至；及去，为公卿贵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俨不妄交人 然尝窃怪平生所交，皆当世贤杰，未见卓卓著功业，如古人可记者。因谓：“世所称贤才，若不笞兵走万里立功海外，则当佐天子号令赏罚于明堂。苟皆不用，则绝宠辱，遗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于富贵而无为哉？”醉则以此诮其坐人，人亦复之，以谓“遗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奋身逢时，欲必就功业，此虽圣贤，难之。周、孔所以穷达异也。今子老于浮图，不见用于世，而幸不践穷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责今人之必然邪？”以上惟俨与人辨诘之词 然惟俨虽傲乎退偃于一室，天下之务，当世之利病，与其言终日不厌。惜其将老也已！曼卿死，惟俨亦买地京城之东，以谋其终。乃敛生平所为文数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愿为我序其文，及我之见也。”嗟夫！惟俨既不用于世，其材莫见于时，若考其笔墨驰骋、文章赡逸之能，可以见其志矣。 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以上与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 浮图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夫！以上叙己与曼卿、秘演三人踪迹 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首 右《汉公昉碑》者，乃汉中太守南阳郭芝为公昉修庙记也。汉碑今在者，类多磨灭，而此记文字仅存可读。所谓公昉者，初不载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尔。又云：“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者，遂与期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君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徙为御史。鼠啮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从学道，顷无所进。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师，告以厄，其师以药饮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云来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其说如此，可以为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语 呜呼！自圣人没，而异端起。战国、秦、汉之际，奇辞怪说，纷然争出，不可胜数。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之徒起于中国，而二患交攻，为吾儒者，往往牵而从之。其卓然不惑者，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说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语愚人竖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后能破其惑也；然彼汉人，乃刻之金石，以传后世！其意惟恐后世之不信。然后世之人，未必不从而惑也。以上叹异说易以惑人 右《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宽碑有二，其故吏门生各立其一也。此题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阴。其别列于后者，在宽子松之碑阴也。宽以汉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孙胡城公爽，以碑岁久皆仆于野，为再立之，并记其世序。呜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余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详也！盖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国受姓，历尧、舜三代，数千岁间，诗书所纪，皆有次序。岂非谱系源流传之百世不绝欤？此古人所以为重也。不然，则士生于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远近，其所以异于禽兽者，仅能识其父祖尔，其可忽哉？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饬，喜自树立，兢兢惟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然而俗习苟简，废失者非一，岂止家谱而已哉！ 右《王献之法帖》。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与薛举战处也。唐自起义与群雄战处，后皆建佛寺，云为阵亡士荐福。汤、武之败桀、纣，杀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国皆数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虽托为战亡之士，其实自赎杀人之咎尔。其拨乱开基，有足壮者；及区区于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书人名氏。字画甚工，此余所录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当为之节，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ご蟠吩唬骸扳椅现跻玻芡ㄉ衩髦拢岳嗤蛭镏椋鹘嵘梗缘枰杂妗！备茄云涫冀堂袢∥镒噬蚴乐怂晕ト艘病8⊥际现担宋缴蔽镎哂凶铮派叩酶！9度缙溲裕蜮椅纤煳思渲ト耍叵轮锶艘印 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阎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华阳颂》，唐玄宗诏附。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积习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妄意乎无生之可乐，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或曰：“彼术未至，故死尔。”前者苟以遂其非，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贪，而所习则异，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其贪于彼者厚，则舍于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知为政之本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阳。 右《平泉草木记》，李德裕撰。余尝读《鬼谷子》书，见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惟不见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说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其遗戒有云：“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此又近乎愚矣。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录为十卷。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僚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子，是岁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天，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有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妊，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尝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则物皆可致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难聚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以上述《集古录目》之意 或讥余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以上书目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以上五代时著作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以上仕宋后奏议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以上太宗、真宗时再进再绌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叙奏议，在太宗时不言财利，在真宗时不言符瑞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以上言当时毁誉虚实难尽信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曾巩／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じ慈晟テ罚袷榇似凇R蚩贾段褐尽罚牡鄢聘芍吨新邸范嗥谑侵莞蠹笆浪懈伞吨新邸范撸侨橐病R陨峡际榉峭瓯 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以上叙干志事 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余，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以上论其书合道 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以上考其行之贤 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息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守此者，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适度，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战国游士之说为世大祸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以上言籍不可灭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巩／新序目录序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息之时，百家众说，未能有出于其间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说一，无众说杂出其间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息，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说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汉，异说诞漫 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以上言刘向亦为众说所蔽，不能拔俗 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巩／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は蛄写贰6端迨椤芳啊冻缥淖苣俊罚猿葡颉读信肥迤艽蠹易ⅰR浴端桃濉房贾谴蠹宜ⅲ肫淦咂模搿端桃濉贩彩迤6嬉猿掠つ讣岸阂岳捶彩拢窍蚴楸救灰病8窍蚓墒橹鼍靡樱戊镏校托＠硭账淌家浴端桃濉肺危炊ㄆ涫槲似胧迤卟⒉赜诠莞蟆6逡浴端桃濉肺蹯ё鳎搿断蛄写凡缓稀＝裱椤端桃濉分模窍蛑孕稹S帧兑瘴闹尽酚邢颉读信獭吠迹鞣庆ё饕病W蕴浦遥攀橹谡呱僖印6短浦尽仿肌读信贩彩遥链蠹易⑹迤撸辔蘼迹黄涫榻裨凇T蚬攀橹蛴新级觥⒒蛭蘼级谡撸嘀谝樱强上г眨拷裥v牌浒似笆迤咭讯ǎ缮尚础R陨闲鹗橹嫱龇趾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贤，本于躬化 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以上言后世之士，道不行于妻子 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て]苜》、《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曰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王安石／周礼义序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叹《周礼》之美备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以上言训释复古之难 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亹亹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王安石／诗义序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雾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由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以上言《诗》意难明 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侮。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械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王安石／书义序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雾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只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以上言《史记》于治乱兴衰、典章二者并详，他史则不能观其通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乱兴衰有《通鉴》可稽，而典章经制无书可以会通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铢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缺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缺略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核，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则井田不可行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与商鞅、杨炎之事，君子羞称，而不能不遵其法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以上钱 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时，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为币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扦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问，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后，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间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寝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摧蓄贾居货待贾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谷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余，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于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之财，其归于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闬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后俾之入备王宫，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两汉、魏、晋取才 至于隋，而州郡僚属，皆命于铨曹；搢绅发轫，悉由于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于词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于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后，官人皆出于铨曹科目 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柅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途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举士、举官分为两门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さ毓佟罚痴髡破涞持罱讨危显率裘穸练ǎ漓朐蛞岳袷裘瘢恢莩ふ破渲葜讨握睿计涞滦械酪眨榔涔穸敖渲H缓笾痴匆坏持σ玻莩ぜ匆恢葜σ病R灾料轮瘸ゃ恬悖现缢齑蠓颍唤匀弧8枪胖粽撸涞滦械酪眨阕阋晕酥Ρ恚史⒄┝睿薹墙桃病R灾潦姑裥讼停鍪钩ぶ皇姑裥四埽胧怪沃8且壑蛭瘢讨蛭浚僦蛭簦鹬蛭Γ侨艘病R陨涎匀郧埃粲胧隙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 于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于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后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于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于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搢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以上分清浊 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吁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于是非阉竖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搢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以上分内外 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后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于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 至于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后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后为三公，亚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后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后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后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八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贱。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悬绝如此。以上名实不符，古今互异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于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于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以上祭祀仪节久失 汉郑康成深于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于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威灵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常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以上郑氏说不足据 至于禘袷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适折衷，其丛杂牴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以上祭礼，并录杜、杨之说 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祗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禖，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后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袷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后，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后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以上三宗无沿革者，不之及 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以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以上略序王礼之目 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无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于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后，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于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间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天圣、景祐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贞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后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后，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后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以上言汉、唐、宋盛时无乐，乐成而政已衰 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后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于黍之纵横，求正哇于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槃、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以上言乐有神解，不在简编尺量之末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ば∷就健罚骸拔迦宋椋逦槲剑牧轿洌遄湮茫迓梦Γ迨ξI系丶移呷耍扇我舱呒胰耍恢械丶伊耍扇我舱叨椅迦耍幌碌丶椅迦耍扇我舱呒叶恕！贝私塘分病！端韭矸ā罚骸暗胤揭焕镂木兀囊匚穑那鹞椋榱木腥致硭钠ィ狄怀耍J罚资咳耍淦呤恕！贝说鞣⒅病＝塘吩虿谎崞涠啵史彩惩林撸先醪蝗问轮猓壹沂怪巳耸怪仕渲列≈け蚴芍腹硕玻坏鞣⒃虿谎崞浼颍榱木灏僖皇遥髡咧蛊呤迦恕J橇业鞣ⅲ渤鲆蝗艘病C康楣猛ㄒ灾械囟椅迦思浦何灏僖皇遥扇握咭磺Ф侔耸耍髡咧蛊呤迦恕J鞘蔚鞣⒎郊耙蝗艘病＝塘繁囟啵蛉私韵坝诒铮坏鞣⒈丶颍蛉瞬黄S谡髡健4斯耪哂帽剖ぶ酪病R陨瞎耪呓塘范喽鞣⑸ 后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于平时，而驱用于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以上言后世兵民判然为二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于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以上言议法当依于轻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以上言汉、魏、六朝轻重失宜，唐以后五刑乃为不易之典 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后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以上言轻刑惠奸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驳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以上言秦焚书实未尝亡 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哉！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祐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人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于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牴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以上言《史记な辣怼肺费羲ィ紫邓撇豢尚 然自三代以后，至于近世，史牒所载，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巨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以上言无谱系，则茫然难考 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于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后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毫。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于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过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后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日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国非有截然之疆界 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再传而后，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后，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后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后，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后，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为子孙之忧。于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汉之封建凡三变，而猜防益深 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余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人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封建可久，因及汉末之弊 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后，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以上言疏宗藩者有弊，奖宗藩者亦有弊。 今所论著，三皇而后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于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鄘、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于《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后，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纳史记金匮石室之书，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堕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与纪时政，合而为一 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间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后，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后，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间，《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问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旻也，食于北者，其数过倍于南，理之所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牴牾，其失大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则星辰之迟留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事，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见于李寻、严光传。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之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异闻耳。以上言诸史记日食之不可信 《天文志》莫详于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云气，凡十七卷。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间，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罙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说多不可通 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水潦、火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尔，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耳，故均谓之马异。其余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异之意 其豕祸鼠妖，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谷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后。又前志以鼠妖为青眚、青祥，物自动为木渗金，物自坏为金渗木，其说俱后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厘正诸名目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后，为州弥多，所统弥狭。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后，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弥不复可考矣！以上言九州无定，禹迹不可考 夹漈郑氏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作史者，主于郡县，故州县移易，其书遂废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历代郡县析于禹九州之中。今所论著，九州则以禹迹所统为准，沿而下之；府州军监，则以宋朝所置为准，溯而上之，而备历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银、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尝入宋之职方者，则以唐郡为准。追考前代，以补其缺。以上言上以禹迹、下以宋代为准 而于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舆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则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于沙碛之滨，瘴海之外，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逾悬度，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后世也。以上言三代时，四裔皆在中华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粤。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牧甘凉，南辟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国，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自是之后，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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